理由很简单，四省当中有很多工厂、农场、作坊、甚至海船，都是从日月银行贷款置办的，更有海关和官府的税赋以及海路两军军费垫底。

　　即便出现了资金短缺，时间也不会太长，更不会伤了元气。如果连海关和海军都不相信，那又何必相信新政呢，干脆连工厂都关了吧，免得突然倒闭折了本钱。

　　唱衰的民众多集中在江浙和内地，有的是以传统观念认为开买卖借钱肯定不是好事儿，能少掺合就少掺合。

　　有的则是钱庄银号的经营者，与日月银行存在着竞争关系，必须不愿意看到对手大肆扩张。即便他们之间也存在互相拆解的情况，此时此刻也得假装不明白，喊叫得最为卖力。

　　实际上除了支持和反对两种非常明确的观点之外，还有一部分人持中立态度。他们的成分就比较复杂了，既有新政四省的商人，也有江浙的士绅，以及很多官员，其中不乏保皇派。

　　这些人要不是在商场中侵淫多年，要不是在官场里混迹许久，之所以能屹立不倒，靠的全是心思细密作风严谨，从不轻易表态站队。

　　在经历了景阳年间的多次变故之后，虽还不能完全摸清脉络，却也有了不少心得或者教训。深知当今圣上怪招频出不走寻常路，能被常人看到的都是表象，其核心往往背道而驰。在没有完全看明白之前，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第713章 阊门魅影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这首诗为明代中期诗书画大家唐寅所做，名为《阊门即事》。阊与娼同音不同义，阊门特指当时的苏州西北门，不是唐伯虎去逛青楼。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明代中期苏州府的景象，开头一句，世间乐土是吴中，唐伯虎认为明中期的苏州府是人世间的乐土。为什么这么说呢，下面的诗句就是理由。

　　翠袖三千楼上下，这回说的确实是青楼了。如何评价一座城市的富有与否，娱乐场所姑娘的数量和质量是非常重要的参数。这一点不光古今通用，中外也一样通用，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举个例子，天上人间鼎盛、唐山夜店火爆、东莞莺歌燕舞的时期，也是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当各地夜总会、歌舞厅、海鲜城生意惨淡时，经济增速也在走下坡路。

　　挣钱都不容易了，也就没多少人愿意夜夜笙歌一掷千金了。没有了大金主们的追捧，娱乐市场马上萎缩，从业人员也随之减少。

　　翠袖三千楼上下，就是唐伯虎在描写苏州府夜生活的繁华，青楼里的姑娘们忙着招待客人，楼上楼下到处都是她们的身影。

　　黄金百万水西东，这是在形容当时苏州府的花销。百万两，还黄金，虽然是夸张了点，却也说明花钱如流水，间接道出了苏州府的繁华和经济规模之大。

　　那苏州府为什么会繁华呢？唐寅说了，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一句话，商铺多、买卖多、天南地北的商人多。

　　从春秋时期吴王建都于此，隋朝改称苏州，到两宋，苏州都是个区域性城市。但在大明中叶之后，苏州府则摇身一变，从区域性城市提高到了全国性的大型中心城市。与北京、汉口、佛山分列北东南西，并称为天下四聚。

　　不光繁华还新潮，在明朝后期的服装款式中，苏样和苏意就代表了潮流。有点像后世70年代的上海，80年代的广州。

　　那苏州府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才能成为明朝末期四个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呢？首先就是人口，不管想发展什么都离不开人。

　　从宋到元再到明，北方一直都处于战乱不断的状态中，人口逐渐南迁。到了明代中后期，人口密度最大的就属南直隶，超过了1000万。

　　而在南直隶所辖的各州府县中苏州府的人口最多，达到了40多万户，200多万人，以一府之地聚集了南直隶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松江府与应天府次之，人口100万出头，北京所在的顺天府人口只有70多万。

　　除了人口之外，经济想发展还离不开地理位置。苏州府下辖吴县、长洲县、常熟县、吴江县、昆山县、嘉定县、崇明县和太仓州，整体位于太湖东北、长江以南，属于太湖平原。

　　三国之前这里河网密布、沼泽遍地、水患频发，并不是很好的农业区。当从北方迁来了大量人口之后，为了生活，只能下大力气治理，慢慢的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叫做溇港。

　　大概意思就是用能透水的竹网修筑堤坝，形成一条条与湖岸纵向排列的水沟用来疏通水患。沟与沟之间的土地叫做於田，然后在水沟里养鱼、沟边的泥地里种水稻、於田的土地种蔬菜水果。

　　到了明初，根据朝廷统计，苏州府入册的田地有985万亩，只占全国8.5亿亩的百分之一，实征税粮281万余石，占了全国税粮的近十分之一，是平均税粮缴纳的8倍，硬生生把沼泽地搞成了鱼米之乡。

　　除了土地肥沃，交通同样重要。京杭大运河擦身而过和通往长江的众多河流，让苏州府成了南北交通的重镇，同时又能兼顾长江，更上一层楼。

　　光有人口数量和交通便利，就一定能快速发展起来吗？不见得，想要成为全国性质的经济中心，还得有充足的资金和顺应的时势。

　　在资金方面苏州府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自宋以来，苏绣、宋锦就是高档面料，从而带动了苏州府的纺织产业发展。到了明代，家家养蚕、户户刺绣已经成了苏州府乃至周边地区的常态，称之为纺织业中心毫不为过。

　　既是鱼米之乡，又是纺织业中心，同时还是最大的海盐生产基地，人口众多、手工业发达、资金充沛、交通便利，再加上拳头产业，这才造就了苏州府的辉煌。

　　但一个地方的经济腾飞，如果无法带动整条产业链的健康有序发展，还成了滋生官僚资本的沃土，那对整个国家而言不仅不是火车头，反而会成为累赘。

　　不幸的是苏州府、包括南直隶和浙江北部都属于大明的传统利益集团老巢，官绅势力盘根错节，从农业到手工业再到盐业，都被大家族视为禁脔，外人不得插手，也包括朝廷。

　　实际上在朱元璋建国之初，就重点打击过江浙地区的豪强势力，但不是因为经济，而是出于私人恩怨的报复。

　　苏州曾是张士诚的老巢，当朱元璋对其发动进攻时，当地民众大多支持张士诚拼命抵抗，给朱元璋的军队带来了不小损失。

　　以朱元璋的心胸气量，做大之后岂有不报复之理。可是做为大明皇帝总不能对治下子民举起屠刀，于是他就想了个阴招。

　　不打不杀也不抄家，你们不是鱼米之乡吗，得嘞，那就多交点粮食吧。提高粮税，高到什么程度呢？前面提过，苏州府缴纳的税粮是大明州府平均值的8倍。够狠！不交？那朱元璋就太高兴了，正愁找不到理由呢。

　　朱元璋、朱棣两任武力值比较高的皇帝在世时，苏州府没人敢在税粮上动心思，勒紧了裤腰带也得交齐。但随着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当地的官绅豪强地主势力逐渐抬头，开始抱着团的维护自身利益了。

第714章 阊门魅影2

　　刚开始是拖，找各种理由拖着不交税粮。鉴于苏州府税粮过重的事实，朝廷方面也没死追着不放。但不催不意味着不交，早晚还是得补上的。

　　当地百姓没辙了，干脆想了个办法，把自家的土地卖给士绅豪强，然后去当佃户。虽然土地没了，但士绅豪强们家里有功名或者有人为官，享受免税田，一年下来好歹能分到些粮食勉强度日。

　　或者干脆不种地了，改为去运河边上打工、去纺纱织布、去贩运私盐，反正什么挣钱干什么。管它是不是朝廷禁止的，大明又不是自己家的，兴旺于己何干。

　　这样一来，江浙地区的土地兼并现象越发严重，大部分田亩都落入了士绅豪强名下，登记成了免税田，名正言顺的不用交税粮。

　　到宣德年间，朝廷实际上已经从苏州府收不到多少税粮了。朱瞻基下旨清查，可遭遇的阻力很大。当地官府为了自身利益，肯定不愿意得罪士绅豪强，根本不说实话。

　　派遣钦差下去整顿税赋，结果刚到苏州就引发了民变。乱民们不光公然抗税，甚至聚集起来打家劫舍。而大多数田亩都划在了士绅豪强名下，想查清楚是否超过了标准，更是难上加难。

　　眼见税粮一点都收不上来了，朱瞻基只好下旨减免，到了万历年间，苏州府的税粮从277万石减到了72万石，可依旧无法交齐。

　　当地民众已经养成了习惯，宁可费尽心思造假、冒着杀头的罪名抗税，也不轻易纳税，不管多少都不交。

　　就连以铁腕著称的张居正，在苏州府推行新政时也碰了一鼻子灰，以至于在信中称苏州府赖粮成癖，其乡人最无赖，谓之鬼地。

　　就算是到了洪涛登基的景阳年间，也不敢直接对江浙地区的官僚利益集团下手，只能通过朝堂官员任免、封锁海上通道、在广东、福建、天津建立新的经济中心等手段间接消弱其影响力。

　　可不管怎么躲避，在长达十多年的执政过程中，双方还是发生了两次正面交锋。第一次在景阳四年，北方多省受灾严重发生粮荒，而江浙地区的官僚集团伙同部分朝臣，为了对抗赈灾新法，要用囤积居奇的手法来个一箭双雕。

　　第二次发生在景阳十年的松江府，晋商集团和甬商集团鼓动民乱，实际上也得到了江浙官僚集团的暗中支持。

　　法不责众，是他们的惯用招数。当年他们用这一招对付过好几任皇帝，只是没想到在景阳皇帝这里栽了大跟头，还因此损失了几乎所有朝堂中的助力。从那儿之后，再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反抗。

　　但对于景阳皇帝的新政，江浙地区的官僚资本集团并没打算俯首帖耳，只是因为明着斗不过，才不得已暂时蛰伏起来等待时机。

　　要问官僚资本集团为什么锲而不舍的非要与皇帝和新政作对，这和反对高税粮政策的性质完全不同。

　　朱元璋是出于报复，故意折磨苏州府的民众，而新政并不针对谁或者谁们，也没有地区歧视。之所以造成如今这种势不两立的局面，纯粹是因为两个字，利益。

　　新政开放了海贸、设立了海关、加强了海上剿匪缉私，这一连串政策下来，搞海贸的商人、产品大量出口的工厂作坊、大量进口原材料的产业都被盘活了，连带着关税猛增，地方官府和中央朝廷皆受益。

　　唯独原来仗着权势独霸海上走私和垄断进口货物的官僚资本受损了，他们不光失去了垄断地位，还要遭受海军的严厉打击，人财俱失，不急眼才怪。

　　新政解放了农民，从自耕农到佃户的税粮连年下降，还可以开垦荒地种植新的农作物抵税，或者投入农庄合作社，有了好几种选择，不再受士绅豪强大地主的控制。

　　新政还创造了新的阶层，工人。与传统的工匠不同，工人更自由也更简单，可以大批量复制。同时也更依赖于新政，没有大量工厂的存在就没有他们生活的土壤。

　　新政的最终结果是盘活了地方经济，让白银有效的流通了起来。举个简单的例子，昌平毛纺厂的股份大部分是由六部九卿占有，但真正掏银子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依附他们的士绅豪强大地主。

　　这些银子如果藏在自家地窖里，除了氧化什么作用也不会有，没有新政也不会有那么多放贷的机会。但拿出来投资毛纺厂不光每年能分红利，同时还解决了上千工人生计，让他们都有了口比较安稳的饭吃。

　　因为有了毛纺厂，喀喇沁和土默特两部的牧人也多了一笔额外收入，而类似的收入再多点，他们可能就不会选择南侵了，能靠剪羊毛吃饱饭，谁又乐意提着刀去拼命呢。

　　其实好处远不止如此，毛纺厂的产品出来后，不管南下还是北上都需要运输，这又等于养活了装卸工和船工。到了地方还要售卖，于是批发商和零售商也有了利润可赚。如果要出口的话，海商和海关又得再收入一笔。

　　看，本来是要埋藏在地窖里不知道啥时候能放出高利贷的银子，只需拿出几万两、十几万两，算准了机会建个工厂，不光自己可以赚到大笔回报，还能为成千上万百姓提供好处，也包括朝廷和国家。

　　按照景阳皇帝的说法，这叫社会责任。按照古代圣贤的说法，这叫达则兼济天下。反正不管听谁的吧，都是利人利己还利国的好事儿。

　　和新政比起来，官僚资本的经营方式就不那么美好了。他们是用权力垄断市场，然后吃独食，恨不得把自己撑死，同时也把社会各阶层全差点饿死，属于损人利己的范畴，高下立判。

　　但话又说回来了，垄断是真香啊，只要吃上这口饭，什么都不香了。谁若是想打破垄断的饭碗，谁就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共存的可能。

　　而景阳皇帝推行的新政，表面上看是让利于民，实则是在挖官僚垄断产业的根，是打着创造新利益的幌子，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

　　只不过他做得比较隐晦，利用了诸多手法掩人耳目。刚开始可能没多少人能搞懂，但纸总有包不住火的时候，随着新政逐渐形成了规模，本来面目也就盖不住了。

　　虽然此时皇权已经如日中天，无人再能随意撼动，可为了保住自身利益，遇到机会还是有人愿意也敢于铤而走险的，无它，利益太大了。

第715章 阊门魅影3

　　这次日月银行公开发行债券，就让一些人看到了希望。海军、陆军还有新军，包括修建粮仓、水利设施和道路，说到底只需要一个东西，银子。

　　而日月银行就是替皇帝管理银子和放贷挣银子的账房，只要能把它干掉，就能拖慢新政进一步深化和蔓延的脚步，说不定还可以找到破绽，进而再发动更有效的反击。

　　至于说怕不怕遭到海军或者陆军秋风扫落叶般的镇压，当然怕，松江府造船厂和纺纱厂门口的上千尸首还历历在目，漕军暴民们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也恍如昨日，在生死攸关面前谁又能不怕呢。

　　可日月银行名义上既不是官府也不是军队，更不属于皇室的产业，与造船厂、纺纱厂完全不同，只是家民间商铺，和大明所有的钱庄银号在性质上没任何区别。同行之间的商业竞争，并不违反大明律。

　　就算没有公开发行债券的事情发生，也有很多钱庄银号的经验者暗中联络，打算用商业手段合理合法的让日月银行吃个大亏，顺势将这根搅屎棍子赶出钱庄行业。

　　苏州城西偏北有条街叫吴趋坊，名字很雅，源于晋陆机的《吴趋行》：楚妃且勿叹，齐娥且莫讴，四座并清听，听我歌吴趋。

　　这么雅的名字，必然少不了文人雅士的忠爱。于是在吴趋坊中出现了很多官宦之家，比如正统年间的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宣德年间的御史虞祯、嘉靖年间的南京吏部尚书朱希周，都在此建宅。

　　不过这些大宅门多在吴趋坊中段和南段，北段则是让另一类比较雅的人群占据了，花楼，或者叫青楼。啥？青楼不雅……

　　还真不能这么说。在大明逛青楼就是雅，没有点真才实学，不顶着功名官职，给钱都没姑娘搭理。去一次花几两银子也就是聊聊天、喝杯茶。不花个万八千的根本摸不到手指头，玩的就是这股子若即若离的劲儿。

　　另外苏州人天生就有商贾思维习惯，吴趋坊北段与西中市街沟通，稍往西走走就是阊门。这条街是苏州最繁华、最富贵的商业街，店铺林立，以钱庄票号最为密集，全城叫得上名号有二十四家，其中二十家都开在西中市街上。

　　在这么繁华的地段上盖居住的宅子，既不经济也不舒适，反而更适合经营花楼。谁和钱有仇呢，只要档次足够，与青楼共处一条街也没啥，说不定还算美谈呢。

　　天色刚刚擦黑，各家花楼就忙不迭的挂起了红灯笼，一串又一串，一个比一个高，连街道带附近的皋桥都被映衬成了粉红色，忍不住让人产生某种联想。

　　路口西边的三层楼宇修建得很气派，门口的匾额上写着两个烫金大字，阊阁！若不是楼上的勾栏后时常有出双入对的人影晃动，谁也不会第一眼就把此处认作花楼。

　　二楼拐角的雅间之内正摆着一桌花酒，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应有尽有，再配上两壶用透明琉璃瓶装的甘蔗酒，必须是很顶级的排场。

　　但比较奇怪的是，圆桌旁只坐着三个男人，半个姑娘的影子也看不到。虽然花楼里面也承办酒席，可并不以酒菜著称。谁又会花着大价钱，专门到花楼里喝酒吃菜呢？

　　“搓不类，拎勿清啦……等等等，再等下去银子就要飞走掉的啦！日月银行摆明是银库空了，搞什么开分号，就是昏说乱话，虚头哔先，只有猪头三、阿无卵才会信哦。”

　　这不，对着门坐在主位上的胖子给出了答案。他操着一口苏州府方言，对日月银行公开发售债券的行为做出了点评，三句话里多一半全是俚语，与身上穿的绫罗绸缎和此间此景稍稍有些出入。

　　“呵呵呵，王掌柜先不要那么大火气，此事急不得，以防有变呐。”坐在东首的男人年纪稍大，蓄有长须，无冠，却穿着圆领长袍，似是公门中人。但其说话腔调很是和气，未言先笑，轻风细雨。

　　“高师爷，不知太尊意下如何？”端坐西首的男人最年轻，三十岁上下的样子，长得相貌堂堂，方巾道袍，一举一动皆有儒雅之意。

　　“不瞒吴公子，太尊也拿不定主意。这才遣高某来此相见，想听听王掌柜和公子的高见。”高师爷微微拱了拱手，面露难色，非常婉转的把皮球又踢了回去，然后端起酒杯轻点了下，不再言语。

　　这三位都是苏州府最大的钱庄经营者，王掌柜单字一个胆，是城南王家的庶出儿子。王家祖上出过几位能人曾入朝为官，趁势在城南一带收买了大量田亩，是苏州府数一数二的大地主。

　　近百十年王家有点后继无人，如今的家主勉强才是个举人。但并不意味着王家全面走了下坡路，至少在经济实力上还是很强的。

　　其代表就是名为存义公的钱庄，实打实的苏州府头一号，历史悠久且本金雄厚，分号遍布南直隶各州县，是标准的地头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