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潇在心里头翻白眼。
麻蛋,你们这是上桌吃饭吗?你们这是在掀别人的饭桌。
有种自己去做饭啊,除了凭借特权去抢,去摘桃子,还会干什么呀?
好大的能耐!
王潇没有接老头儿的话,自顾自地往下说:“但是你们想错了,现在不是吃这碗饭的人太多,而是太少了。
独联体国家消费品市场的缺口有多大?是好几百亿美金的缺口,大的出乎想象。
我们才提供了多少?目前十分之一都不到。
我实在找不到任何理由,我们现在就要迫不及待窝里斗的理由。
给俄罗斯给独联体国家供货的,除了我们华夏,还有土耳其、意大利以及南朝鲜等等等等。人家一船一船,一车厢一车厢的送货过去。
一艘万吨轮运的货,就能够赶上一百架次飞机了,量比我们大的多。
为什么人家那么大的出货量,还相安无事。我们还没吃上口热乎的呢,就要先自己人打自己人?
这是生怕笑话闹得不够大吗?”
王潇在心里头骂了一句:真TM不嫌丢脸。
包厢里安静的简直能听到回声。
不管是军方的高层还是民航的高层,都沉默着,一语不发。
最后是一个坐在侧边位置的,脸圆圆的,活像弥勒佛的中年男人开了口:“你是说,现在我们对前苏联国家的出口量,还比不上土耳其、意大利和南朝鲜?”
王潇强调道:“以后还是能够赶上的,甚至如果运作得当,可以反超。”
她认真地解释,“因为他们提供的产品相对比较单一,基本集中在服装和皮革。
其中意大利,优势集中在款式以及西方文化影响力上。但它的人工费用高,商品价格高,大部分独联体国家的人民现在无力承受。
南朝鲜服装的优势也在款式上,但作为亚洲国家,它的高档货形象比意大利又要差一些。价格同样不占太大优势。
华夏货在这方面,真正的对手是土耳其货。人家的价格便宜,而且质量也确实可以。
不过华夏商品的优势也很明显。
我们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过来的,我们的乡镇企业,我们的街道工厂,还有大量的国营厂,生产的都是当年紧缺的物品。
从纸张文具到服装鞋帽,从家居用品到汽车配件,我们都能提供的出来。
所以,现在是独联体国家需要我们的商品。
我们的人工费用低,决定了我们的轻工业产品有能力去打价格战。
眼下的独联体国家,找不到比我们更好的选择。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不是内斗,而是确保商品质量,做好外贸服务,尽可能争取更大的市场。”
张局长冷笑:“你们都垄断去莫斯科的航线了,还有别人的市场吗?”
曹副书记反驳道:“这才几架飞机呀,你们在北方多批一倍,我们也不反对啊。”
“总共就这么多商人进货,全跑你们那边去了,北方还有人过来买货吗?”
王潇直接站起身,做了个邀请的手势:“那能不能麻烦诸位跟我上街看看,瞧瞧秀水街,看看雅宝路市场,再去日坛宾馆好好瞅一瞅。看从去年五月份,我们五洲货运公司开业到现在,来京城进货的外商,究竟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作者有话说:
元旦快乐!
文中提到的个体出租车司机在九十年代初期出现的。
1992年,为了改善北京市“出租难”的困境,北京市放开准入限制。此前,北京市的出租车稀缺,只有一万多辆,出租车都停在车站里,需要时打电话。准入放开后民间资本和私人个体均纷纷开花:截至1993年5月底,全市出租车达4.9万辆之多,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多,而个体出租车也达到585辆,也增长了近一倍。
这些幸运的个体出租车司机大都是1990年参加过政府组织的出租车驾驶资格考试,但并未获得证书。1992年4到6月,这批人中的一部分就被“发展”成为了当年第一批个体出租车司机。10月,第二批考试开始,并以各区县为单位报名:凡是本区县户口,满三年驾龄,且无业或失业的,都可以报名参加考试。
通过考试的人自己出资买车,拥有对出租车的产权,但个体出租车的从业资格是禁止转让的。
当时对排气量、车型和大小都没有规定,就是“小面的”和夏利车。只认这两种是出租车,而且有‘面的’不坐夏利。”管理站是个体司机的组织。1993年4月,这批出租车开始正式投入运营。
“当年,我们每个月向交通局只交810块钱。”一位北京怀柔县的李姓司机说。他是1993年通过考试的幸运者之一。
这810元包括个人所得税、营业税、工商税、养路税、车船使用税等,在缴纳完正常的这些税费后,剩余收入全部归自己。这样开“富康”车的李师傅,每月收入约4000~5000元。一个投入十几万元钱买车的个体出租司机,两三年后,即可收回全部投资,以后挣来的钱,就是纯收入了。
相比而言,目前同样开富康出租车,为公司服务的司机每月要向公司缴纳5000元左右的“份儿钱”,其中包括最低工资、“三险”、税费、车辆折旧费,车辆保险等等。据一些司机反映,他们每月收入仅有1800~2000元左右。
两种司机劳动强度也不同。公司制司机的每日工作时间一般为15个小时左右,而个体司机的时间一般自由支配,每日不会超过12个小时。
1994年,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局决定进行总量控制,不再审批新的企业和个体户。于是,个体出租和出租车公司受到了控制。1996年,因为当时一位市领导的努力,促成了石景山区部分个体出租“转正”。于是当年全市个体司机总数超过一千名。
但最终仍未改变北京出租车市场上,公司为绝对主体的市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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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章 做好自己就行:这个市场大的超乎想象。
王潇说话算话,说过来结账就真结账。
她是掏了腰包结完账才走人的。
好在也不贵,一桌饭才吃了三千块而已。
以领导们的身份,不算太离谱。多的是人小牌大甩,一个科级干部吃出皇亲国戚的架势来呢。
结完账,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先去秀水街。
这条赫赫有名的街道不过两百米长,人来人往,街道两边的摊子几乎都人头攒动,有人挑货有人砍价,有人在各个摊子之间跑来跑去,不停地充当翻译。
热闹堪比菜市场。
王潇侧头询问:“您觉得他们生意变差了吗?要不问问现在摊位费多少钱?”
结果她刚开口要询问价格,便直接被摊主横眉冷对:“不想买东西赶紧走,别在这边儿捣乱。”
开什么玩笑啊,谁TM现在会出让摊位?脑子有病吧,没看到客人这么多,大家一个人恨不得劈成两个用了。
王潇也没跟人吵架,直接跑去了旁边的雅宝路市场。
真的,什么叫做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
雅宝路就是个典型。
前年秋天,王潇第一次过来时,这里还冷清得很,只有几十个简陋的铁皮柜台,三三两两寥落地摆着。客人不多,还有一半摊子空着,看着都不成样子。
那会儿,与其说这儿是个市场,不如说是个切汇黑市。过来换外币的人,可比做生意的人可多的多。
然而这才过去一年多的时间,现在连伊万诺夫瞧着都感叹:“真认不出来了。”
眼下的雅宝路市场,依然不过数百米长,十几米宽,还是那个东西走向的街道。
但此时此刻,道路两旁,全是红色棚顶白色外观的售货亭,整整齐齐的,看着就像正规军。
商亭一个接一个,一眼简直看不到头,每个商亭前面都有洋主顾们在问价看货,连比带划的,好不热闹。
市场的工作人员被喊过来了,开口介绍情况:“去年下半年,我们朝外街道办事处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把所有的铁皮柜台都淘汰掉了。我们特地花了90万元,总共设置了240个服装摊位,7个玩具摊位。
结果市场反应热烈,顾客特别多。我们今年初又增加了350个摊位,都是这种统一的商亭。
为了满足买卖双方需求,我们还配了翻译、保洁员、协管员、治安员、交通管理员。另外又开设了国际国内长途电话、国际托运站、水房等等。现在顾客满意度很高。”
王潇追问道:“那你们市场发展很快,是不是把秀水街的客人都吸引来了?”
市场工作人员立刻否认:“哪有,这么多客人,两边都是人。秀水街的人也不少。现在倒爷倒娘这么多,我们都怕地方不够大呢。要不是这条街太短了,我们还想再加商亭。”
其实已经在规划中了,六百个商亭太少,大家觉得加到一千个,同样不愁租不出去。
王潇笑了笑,满心好奇:“那你们现在一个商亭多少钱?”
“两千块一个月。”不过工作人员还是实话实说,“你要从人家手里转包的话,那得翻好几倍了。现在也没人愿意转。”
为什么呢?太赚钱了呗。
只要卖出一个俏货,一个月赚几十万美金都不稀奇。
谁疯了要让出下金蛋的母鸡呀。
当初他们开放这个雅宝路服装市场,没那么多想法,其实就是单纯为了安置本街道待业人员。
这么多人找不到工作,时间长了,那会出乱子的。商亭也是给本地人承包的。
结果论起做生意,还是浙江人厉害。眼下商亭大半都让浙江人给转包走了。
他们能吃苦,脑袋瓜子又灵光,一个个生意做的风生水起,日入六位数的都稀松平常。
真是,不服气不行。真叫人瞧着羡慕嫉妒恨啊。
朝外街道的工作人员感叹:“当初我们也没看出来市场能这么火爆啊。本来我们想的是专门做使馆区的生意,结果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现在来的,使馆的人很少,他们喜欢去秀水街。我们这边啊,绝大部分都是倒爷倒娘过来批货。”
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专门做批发生意的,直接从工厂拿货,价钱要比秀水街便宜的多。
什么东欧国家的,独联体国家的,还有阿拉伯人,都跑过来了。
曹副书记故意跟王潇说话:“要不咱们去问问看,看人家多少钱愿意转商亭。”
生意好不好,摊位价格最能说明问题。
工作人员赶紧拦住了他们:“别别别,人家不招待华夏人,怕你们抄他们的款。”
真的,雅宝路的时尚风云变幻迅速,俏货最多只能卖20天。
20天过后,市面上会迅速出现大量的同款,然后价格就会被迅速打下去。
因为被抄款抄的太厉害,所以每家商亭的经营者都把同胞当贼来防。
空军干部吃惊不小:“还会这样啊?”
“正常现象。”曹副书记接过话,“谁跟钱有仇呢。生意好利润高,人家自然舍不得被别人占便宜。”
刚好旁边有个商亭买卖双方沟通不畅,那位充当翻译的老兄显然是粗通俄文,让他在中间一传话,那意思简直飞的十万八千里。
王潇主动过去帮忙转达意思,摊主这才明白老毛子到底要什么,赶紧拿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