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彬下意识道：“不，不是一回事儿。是……哎哟喂……”

　　他的目光再度求助地看向吴浩宇。结果后者一时半会儿，也不晓得该怎么描述猎头公司和职业介绍所的区别。

　　最后还是王潇帮忙说了句：“猎头公司主要为招人的单位服务。职业介绍所为找不到工作的人服务，猎头公司瞄准的对象是不愁找不到工作的人。或者，可简陋地理解成，个人在骑驴找马过程中，那个帮着找到马的人。”

　　“哎哟——”跟着方书记一道来考察的一位局长脱口而出，“这不就是吃着碗里瞧着锅里嘛。”

　　啧，不管是吃着碗里瞧着锅里还是骑驴找马，都不是好话。

　　1993年，国内的主流思维还是以单位为家，一个窝呆一辈子不挪的。

　　方书记笑道：“人往高处走，正常的，不找马不瞧着锅里，人才又怎么流动呢？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才流动才能进步嘛。”

　　两句俗语给了她很大的信心。

　　是啊，人都是想动的。

　　华夏经济发展虽然比不上日本，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否则日资也不会想去华夏投资了。

　　其他人跟着附和，确实，总会有人想去的。

　　可惜体制内的人会看眉眼高低，科学家却很容易一根筋。

　　伊万诺夫带来的一位物理学家就突兀地冒出了一句：“如果他们都不想去华夏，那该怎么办？”

　　这实在太有可能发生了。

　　谁会习惯了繁华发达的日本都市生活后，还跑去发展尚且不如俄罗斯的华夏呢？

　　他们这些俄罗斯科学家实在没办法，才退而求其次给自己另寻出路的。

　　如果不是美国人给的报酬太低，上帝啊，可恶的美国佬只打算出相当于七位美国高级研究员的年薪，来让他们俄罗斯研究院最好的研究所集体干一年的活！

　　他们无法接受，才愿意跟着伊万诺夫跑这趟东京，而后去华夏工作的。

　　否则，No！

　　实话最伤人。

　　原本乐呵呵的华夏官员们，听了翻译的转述后，瞬间尴尬不已。

　　连伊万诺夫这个外国人都想捂住同胞的嘴。

　　上帝啊，嘴唇的存在是为了让你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的。

　　但这也是他的担忧，招不到工程师怎么办？

　　王潇微微一笑：“这是猎头公司的任务，让不想换工作的人心甘情愿地换工作，才是他们的价值之所在。”

　　不然金主是吃饱了撑的轻易掏荷包吗？

　　猎头公司常规收费标准是“猎物”20%-40%的年薪，而他们的年薪普遍在30万美金以上。

　　10来万美金，哪有那么好挣。

　　作者有话说：

　　文中提到的西安经委案件，参考资料为1994年02期《中国监察》上文章《大“偷渡”的背后──西安市经委弄虚作假组团出国案纪实》

　　荒唐！23人官方偷渡日本案——西安市经委弄虚作假组团出国案纪实》，作者李化常。这个案件也侧面反应了，90年代国内商业环境的混乱，裁判都要忙着自己挣钱的时候，不乱才怪。

　　来自日本的加急电报

　　加急！加急！1993年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向外交部发来一份加急电报，向国内报告：西安市服装业访R国考察团一行25人中的23名福建人集体出走，只剩下西安市外办翻译陈××和“搭车”出访的亚细亚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之妻周××。

　　我驻日本使馆报告的一伙偷渡者却是持真护照、假身份的出境人。此时23名偷渡者正游弋于日本庆幸钱没白花，美梦成真。

　　中国西安。组团者像热锅上的蚂蚁，惊恐不知所措，但谁也无回天之力，急得口干舌燥……

　　中国北京。有关方面为之震惊，发出了“必须严肃查处”的指令。中纪委监察部立即组织力量奔赴西安，在各方配合下，经过一番

　　调查，这曲集体“大偷渡”的闹剧终于暴露无遗。

　　“交易”初始

　　福建“蛇头”张超群在西安经营一家木器厂，经人介绍结识了西安市经委主任赵景章。1993年2月中旬，张找到赵景章。

　　“赵主任”，张递上一支香烟，又用打火机凑上去点着，然后才说，“一批福建乡镇企业人员想出国考察，您能不能帮助组团”张看到赵略有犹豫，马上又补上一句，“帮助组团收取费用，现在不少单位都采取这种办法创收。”

　　3月2日，市经委小会议室。赵景章最后作拍板式总结发言：大家谈得都有道理，但是过分的谨慎也是保守。先“试办”一期，为了机关创收，可收取费用。就这么定了。

　　原来这是一次经委的党组会，研究为福建人组团问题。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对福建人的情况不了解，贸然组团有风险。可是作为党组书记的赵景章打着为机关创收的旗号坚持先“试办”一期，别人还能说什么呢？

　　会后，赵景章将企管处副处长梁红叫来：“组团的事党组已通过，具体事项由你负责办理。”

　　权钱成交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梁红得令以后10天，以个人名义代表市经委与“蛇头”们签订了组团合约。我们先看一下合约的内容，大概就一目了然。

　　合约

　　甲方：西安市经委代表：梁红

　　乙方：闽长乐金峰代表：陈雪芳、高宪官

　　为赴日本考察一事，乙方委托甲方办理申请有关手续，经双方诚恳协商，特定如下合约：

　　一、甲方为乙方办理赴日本考察手续，每人收取费用和押金人民币六万壹仟柒佰元整。

　　二、乙方向甲方报名时，预交人民币伍万元整，另贰拾伍万元以双方名义存入西安市地方银行。

　　四、从1993年3月20日起25天内，甲方为乙方办妥全部考察人员护照签证手续后，由乙方将护照签证正本或影印件带回，3天后将余下费用及押金（计人民币99.570万元）再次存入西安市地方银行。

　　五、……乙方考察人员由甲方赴R国考察团长的带领下登机并顺利入境到达日本3—5天后，乙方即将全部款项正式移存甲方银行户头。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不言自明，这是一桩典型的权钱交易。市经委的赵景章可能自以为得益不小。其实自梁红分别以西安市经委和西安市企业家协会的名义给“蛇头”们出具委托代办赴日本学习考察的函件后，“蛇头”们在长乐县等地招募农民、职工、教师、停薪留职人员共23人，向每人收费4万至14万元不等，总计收取人民币200余万元，给市经委的钱只是一部分。

　　为钱作假

　　依据那份合约，梁红开始办理手续。

　　梁红在指派本处的一位同志起草《关于派团赴日本进行学习、考察的请示》时，对于请示所附名单中的23名福建人亲自授意：“把这些人写成西安市亚细亚服装有限公司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一份假借名义、假借身份的假报告就这样形成了。

　　在家主持工作的市外办副主任董智，收到请示的第二天即批示“同意”。原来在此之前梁红已与董进行了联系，讲明市经委向外办支付组团“费用”。董智又亲自将联系日本邀请和担保事宜交代给外办所属的外事服务中心经理办理。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甚至出现了难得的高效率。市外办涉外处领事工作人员戴某等，在没有《出国任务批件》、《行政审批件》《安全教育件》等必备件的情况下，以“急案急办”的精神赶制了护照，戴自作主张将护照类别定为“公务护照”。知情的董智接着再大方地将自己的大名签到了这些护照上。

　　市外办主任邓友民出访归来，听说了市经委组团成员复杂。本来这场假戏可以被罅，错误还有机会被纠正，可事实呢？

　　邓派人作了了解。在给他的书面报告上写着：“据梁红讲，团中16人是在西安工作2年以上的福建人，有6人在福建……”按照规定，6人以上出国团组需市政府审批，政审件需向组织部门备案。在这些手续都没有的情况下，邓友民却仍在报告上批示：“在西安办厂的福建16人可以办；另外6人鉴于同属一个单位，要严格政审。做好整个团的出访组织工作。”并指示戴某：“可以发护照，政审备案件以后补。”

　　也有人曾坚持原则。然而原则在权力面前却形同虚设。在经委政审时，梁红向政工处要求，给团组人员填政审表，出具政审批件。政工处发现这不符合规定，拒绝了梁的要求。梁红并不就此罢休，她找到本处借调人员杨××交代了一番。又一份假材料形成了：杨与张超群和另一名福建人填写了团组23人的政审表，编造了23人的简历和政治表现，还颇费心思地将这23人的籍贯分别编造为陕西、西安、河南等。赵景章拿起政审材料，举笔签上了大名，指示政工处盖上公章，出具了政审批件。

　　5月8日，“考察团”员们顺利地领到了护照，至此权钱交易的买卖基本完成。

　　执迷不悟

　　“考察团”5月9日下午5点抵达日本。

　　当日晚11时，西安。“叮铃铃，电话铃打破了梁红家的安静，正待就寝的梁红漫不经心地提起听筒。那边传来乙方代表陈雪芳的声音：梁处长，考察团员不愿参加次日安排的活动，请你给陈××做做工作吧。随着对方电话挂断的“笃笃”声，梁红的心跳陡然加快。她觉出了里边的异常。

　　不一会儿，陈雪芳、高宪官等4人从台湾酒店来到梁红家，陈雪芳安排其余3人在门外等候，她一人进了门。陈说，这些娃可能不回来了。梁红确实急了。她一面要求陈不能离开，一面让她丈夫告诉门外等候的3人回酒店把身份证送来。这3人却再也没有露面。

　　5月10日晚，梁红亲自将陈雪芳送上火车离西安而去。临走时陈雪芳给梁的女儿留下一条金项链，作为梁红借给她的1000元旅费的抵押。为什么先将陈雪芳扣留，继而又亲自送走？据梁红讲，是陈“犯了心脏病”。

　　5月11日下午，赵景章办公室。气氛沉闷，烟雾缭绕。外事服务中心经理向赵景章、梁红、董智转告了陈××从日本打来电话的内容：10日上午团中23名福建人集体“请假”外出“探亲访友”，只剩下陈××、周×X二人。

　　怎么办？赵景章埋在沙发里的身子动了动，缓缓地表了态：再等一等，看一看吧。

　　市外办方面。正在住院的邓友民得知“考察团”成员出走的消息后，“处乱不惊”，颇为沉稳地作了指示：情况不明，多做工作，不激化矛盾，先不报我驻日本使馆和日本警方，注意安全。

　　5月20日我驻日本使馆向国内报告后，邓友民，赵景章才分别于21日、25日向市领导报告。

　　可是这时采取补救措施时机已经丧失！

　　为谁“创收”

　　赵景章与“蛇头”们沆瀣一气，是打着为机关创收的名义进行的，而实际他们又是在为谁创收呢？

　　5月7日晚，张超群和陈雪芳叩开了梁红的家门，交付出国人员押金。按照合约规定，每人押金是2.5万元，可不知是什么原因，押金减成了2万元。“蛇头”也投桃报李，当即将15.44万元现金和32万元的汇票一起交给梁红：“梁处长，这些钱除了押金外，有三万五千元是您个人的辛苦费，望笑纳。”梁红含笑收下了。

　　接着，张超群又到了赵景章家。

　　屁股还没坐热，从包里掏出5万元现金。当调查组找赵景章核实此事时，赵说：“这笔钱是张超群委托我代办赴加拿大、美国的手续费。”“我多次催过张超群，让他把钱取回去，但他一直也没来取。于是我就让我爱人和女儿把钱存到银行里去了。”

　　5月14日，“蛇头”陈寿平由福建给梁红的丈夫用挂号信寄来一张汇票，数额10万元，并事先打电话向梁红致谢。事发后，梁红于27日将挂号信（内装汇票）交给了调查组。

　　赵景章和梁红被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

　　邓友民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董智被撤销党内外职务。

第189章 我有一份工作：偷渡者

　　猎头公司最早是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70年代登陆经济飞速发展的日本。

　　华夏驻日大使馆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收集日本方方面面的信息。

　　别误会，不是搞间谍，是通过公开渠道，电视、报纸等等，来了解的日本的方方面面，自然也包括新兴的猎头公司。

　　大使馆提供了几家猎头公司的地址和联系方式，但提前把丑话说在了前面。

　　由于日常工作没接触，他们也不知道猎头公司的底细，更不清楚他们对华夏有没有好感。

　　王潇不在乎这个。

　　打工人打工魂，老板从来不需要员工真心实意地热爱公司，只要后者老老实实给公司挣钱就行。

　　这活儿得她亲自出马。

　　因为尽管助理们都非常能干，但出身局限了他们的视野。

　　不管是俄罗斯还是华夏，猎头公司都是个新兴行业，甚至王潇怀疑根本还没出现，所以他们自然也无从了解，更不晓得该如何跟猎头公司打交道。

　　王潇挑了一家刚成立不到三年的猎头公司。

　　大使颇为关注他们的进展，见状相当奇怪：“为什么要选这家？要不要找经验更丰富点的公司？”

　　王潇该怎么解释呢？

　　她选这家是因为对方活得够长，发展够快，甚至千禧年之前还把业务发展到了华夏去。

　　她穿越前，也跟它家华夏分公司打过交道，后者想挖她签约某著名网红机构。虽然后来她拒绝了，但整个接触过程感觉并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