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晴拿着医生的诊断证明,以及重新给朱大雄做的笔录,做出医院。
一年前集装箱厂那件案子,他可能把黄褐色看成红色。
或者说,在朱大雄心里,那就是红色。
既然抓到嫌疑人,那么接下来就以他为圆心,扩大调查范围。
就像俄罗斯方块,每一块形状都有它应该去的落点。
案件的脉络,变得清晰明朗。
……
菲曼国际美容学院的保安阿康,全名余锦康。
自从昨天凌晨被带回警署,他一直没有说话。
此时,祝晴推门进入审讯室。
他抬起眼,手铐底下,双手交握拧在一起。
余锦康看起来和之前不一样。
明明第一次见面时,他抖成筛子,后来接受问询,小心翼翼地询问自己会不会成为凶手下一个下手的对象……当时曾咏珊还很好心地告诉他,按照犯罪心理学家的分析,凶手不会对二十岁的他下手。
他固执地坚持,自己已经二十五岁——
那一天,祝晴和曾咏珊都笑了。
没想到,这一切,居然全都是余锦康的障眼法。
胆小怕事的保安,实则双手沾满鲜血,背负着这么多条人命。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负责审讯余锦康的警员,换了一批又一批。
祝晴和徐家乐坐在他面前。
祝晴是带着资料袋和一次性杯子进来的。
她抬起手,握住水杯。
余锦康冷冷地看着这位女警准备的小恩小惠。
他把头转过去,然而转到一半,就见她拿起杯子,自己喝了一口,根本没有想要将一次性杯子推上前的意思。
徐家乐站起来出去一趟,进来时,手中拿着一件衣服。
黄褐色的制服,领子的纽扣是定制的,精致讲究,胸口还印着字,这是新景酒店的工作服。
“特地向新景酒店的泊车小弟借了这身制服。”徐家乐说,“不陌生吧。”
徐家乐从资料袋里抽出警方四处拼凑得来的,余锦康的履历。
近一年半的时间,他先后做过三份工作。
最早时,在葵涌码头路的洪记货柜改装厂,那份工作,只持续不到一周的时间。余锦康在那里上班,是为了熟悉工厂的地形,好对马国华下手。
第二份工作,是新景酒店的泊车小弟。
也许是为了接近酒店经理张志强。
“第一次下手,就是当泊车小弟的时期。”徐家乐继续道,“那天深夜,是什么刺激了你,导致你连工作服都没换,直接赶去葵涌码头路?”
“第三份工作,是美容学院的保安。”祝晴接上徐家乐的话,“从新景酒店辞职之后,你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没有参加工作,为什么?”
余锦康的目光,直直地盯着那身泊车小弟的制服。
他自己的那件衣服,并没有还给酒店,早就烧掉了,也为此,被罚了押金。
“我来帮你回答。”祝晴给他递上一份病历,“短时间内明显消瘦,查出来就已经是末期。你生病了,身体状况无法承受,不得不停手,但是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休整这一年时间后,你来到菲曼。”
每次下手之前,他会先悄然无息地接近受害者。
以此熟悉对方的作息、家庭情况、生活习惯……
“我们一直在调查儿童剧场里和四位死者产生过节的成年人。”
“但其实,雨夜连环杀人案的凶手,是剧场里的孩子。”
审讯桌上的案卷里,夹着一张儿童剧场在场人员的名单。
小演员们的名字,排在最后几行。
徐家乐:“我们已经在你的宿舍里找到刮眉刀片、用剩的唇膏、腮红,连高跟鞋都藏在床底下,证据确凿,你赖不掉了。”
余锦康神色微动。
那一份份尸检报告上精准的数据表明,按照勒痕角度等,大致确定,凶手身高在一米七左右。
目击者朱大雄去年看见的凶手,也是同样的身高范围。
但是,余锦康格外矮小。
初见时,同事甚至碎嘴地调侃,他的个子还不如曾咏珊高。
也是因为这样,一开始,谁都不曾怀疑他是凶手。
直到案情出现一个个无法解释的破绽,祝晴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才赫然意识到这样的可能性。
“当年的儿童剧场里,发生了什么?”她追问,故意停顿片刻,“马国华、冯耀文、张志强,还有郑世鸿……他们很无辜。”
到这时,余锦康突然变得激动。
像是竭力地忍耐着,他的手攥成拳,重重砸在审讯桌上。
“谁说他们无辜?”
“他们该死。”
“他们全都该死!”
这个其貌不扬的矮小男人,因情绪激烈,整个人抖动起来,言语间的怒意根本就压制不住。
十几年前的记忆,被他尘封在心底,从未对人提起,但每一次回忆,都让余锦康反复加深对那四个人的恨意。
“那易冬美呢?还有曾绍平和曾咏轩……”
“难道他们也该死?”
余锦康重新抿唇,像是突然泄了气,没有再接话。
儿童剧场那张大合照里,一共有五十三个人。
其中有二十多个小朋友,他们的岁数差不多大,发型和服装搭配就只有男生和女生之分,每个人脸上都化着很厚的妆容。一开始,全组人看不出究竟哪个是儿时的余锦康,直到刚才,盛放指出一个小孩的身影,不解地问——
他为什么穿着高跟鞋?
此时,祝晴指着相片第三排角落的孩子身影。
“我想,穿高跟鞋杀人,不是为了混淆警方的视线。”祝晴平静地注视着他,“纯粹是你的个人癖好。”
余锦康闭上眼,呼吸急促。
也是这时,莫sir开门,来和徐家乐交换。
审讯室隔壁的观察间里,每个人都静静地等待着他说出真相。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终于,余锦康开了口。
那一年,儿童剧场的演出很流行。
班级里那些爱好表演的同学,总是会在课间提及,周六早上要去音乐厅表演。那时,余锦康喜欢唱歌,喜欢跳舞,喜欢学着电视上的动画片,自己改编演出,他问过音乐老师,那就是舞台剧。
听说,报名表演是免费的,但家长观看演出需要购买门票。
那时他们家没有足够的钱,余锦康连想都不敢想,将心愿藏在心底。
然而没想到,妈妈愿意圆他的梦。
“周一放学回家,我看见床头放了儿童剧场的门票。”余锦康的眼神里有了光彩,“我妈说,我能去演出了。”
余锦康回忆,余母怀孕时做梦都想要一个乖巧的女儿,等他出生后,希望破灭,但他从小长得干净秀气,就算被当成女孩养,也不违和。
“后来长大,爸妈不再给我穿小女孩的衣服。”
“但是,舞台剧的表演,反串角色是很正常的。”
直到现在,他都还记得,那天站在香江音乐厅门口,自己有多兴奋。
他准备的剧目,是《白雪公主》片段。余锦康在家练习了一次又一次,他用不同的声线,表演皇后与魔镜的对话,妈妈说他一定能拿到最佳演出奖,奖品是一套儿童剧场独家定制的演出服。
“你们不会知道我有多期待。”余锦康沉默良久,眸中的光逐渐黯淡,“是他们,毁了这场演出。”
当年的余锦康,并没有意识到,在心底,他认同自己应该是一个女孩。
母亲租的演出服非常廉价,但他很满足,期待地等待着化妆师为他化上舞台妆。
“是华丽的演出服。”余锦康的神情有些陶醉,“蓬蓬的大裙摆。”
儿童剧场里,奇形怪状的人多了。
有模仿小红帽的男生,有一人分饰两角扮演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女生,还有穿着小鸭子服装唱儿歌时嘎嘎乱叫的双胞胎。
郑世鸿的嘲笑,却偏偏落在他一个人身上。
长大后,余锦康才知道,那时刚进入这个行业的郑世鸿,同样被人笑话,他把这份屈辱,转嫁给更加弱小的存在。
“他不愿意帮我化妆。”余锦康说,“他说,男孩子化什么妆?”
但是,他演的是白雪公主的继母。
戴着假发,穿着蓬蓬裙,还套了一双妈妈的高跟鞋,一切准备就绪,只剩夸张的舞台妆了。
儿时的余锦康,一直等着,就像是等待郑世鸿的恩赐,希望他转头看自己一眼。
然而,他没有理会自己。
最后,余锦康坐在椅子上,偷偷用了化妆师的化妆品。
他不会用,将嘴唇涂得很红,脸颊上的腮红也成了猴子屁股。
搭建舞台的马国华经过,不经意踩到他脚边的高跟鞋,由上至下打量他好几眼,发出刺耳的笑声。
郑世鸿注意到他偷用化妆品,非常生气,将唇膏旋出,烦躁地在他的唇角用力摁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