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论调的根据是,每每王朝末年,都是农民军付出最大的力气把天下打烂,但最终坐上皇位的,却大多不是农民。
只有他们两朝的太祖正正经经是农民起义军的一员,其余者,多多少少都夺取了起义军的胜利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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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年
“得国最正……唯汉与明?”赵匡胤低声重复着这几个字,眼底闪过一丝复杂难明的光芒。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身上这件黄袍,心头百味杂陈。
他转身看向侍立一旁的赵普,语气带着几分自嘲:“依天幕所言,朕这江山,来得便算‘不正’了?”
赵普闻言,立刻躬身道:“陛下何出此言!陛下顺天应人,终结五代乱局,救万民于水火,此乃……”
赵匡胤摆了摆手,打断了他:“不必说这些套话。”他目光重新投向天幕,思绪却飘回了陈桥驿那个风雪交加的清晨,飘回了那些士卒将黄袍披在他身上时狂热的目光,飘回了后周柴氏孤儿寡母无奈退位的场景。
“刘邦起于亭长,朱元璋起于行乞,皆是自下而上,一刀一枪,从无到有打出来的江山。其艰、其险,确非寻常。”他缓缓道,语气中带着一丝对真正白手起家者的敬佩,“他们无需承谁的情,也无需背负‘篡逆’之名。天下,是他们亲手从旧朝骸骨上夺来的。”
“而朕……”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了几分,“朕虽也出身行伍,历尽征战,但终究是承了周世宗的恩泽。”
他长叹一声:“天幕此论,虽显偏激,却也不无道理。‘正’与‘不正’,不在口舌,而在人心史笔。刘邦、朱元璋,他们代表了黔首黎庶亦有登临九五之可能,此等气魄,自然为天下草莽所共钦,其得国之‘正’,便正在这‘破而后立’的彻底。”
“然,”赵匡胤话锋一转,“治国平天下,岂独在起身微末?朕此生亦自信能与百姓富足、安定的生活!
朕,要让那个千古一帝名号再无人能从朕头上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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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延伸出来:为什么农民起义被篡夺成果的概率会这么高呢?】
【咱家**曾说过:“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
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如果想要成功,首先就需要摆脱流寇习性?】
大把想要‘彼可取而代之’的人物此刻都肃色,坐好了小板凳。
【流寇流寇,关键就在这个‘流’字。
流放、流动、流走……不管和什么字组在一起,它似乎都是稳定的反义词。】
【流寇也不例外。
他们没有一个“老巢”,像是无根浮萍一样四处游荡。】
天幕上,黄巢大军呼啸而过,席卷数省却如无根浮萍;李自成部队在北上途中,如蝗虫般就食于各地的画面不断闪回。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底层需求我们知道,从进化心理学看,稳定的住所、可靠的食物来源和固定的社群能提供安全感,避免未知的危险。
稳定允许人们积累知识、财富、经验,并且养育后代、建设家园……
我不敢说‘稳定’是每一个人的追求,但那个时候渴望稳定的人必然占据大多数。
一切不合理事物出现的最初根源势必与生存有关,深挖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流寇,本质上就是一群到处乱窜的农民军。】
【农民军,他们都叫这个名字了当然是一群已经活不下去的农民。
他们最迫切的需求是生存和温饱。
起义之初,农民军没有自己的城池、田地和稳定的赋税来源。
军队要吃饭,马匹要草料,武器需要补充。
停下来就意味着坐吃山空,饿死在自己刚刚占领的地方。唯一的生存方式,就是不断地向新的、尚未被掠夺过的地区移动,以战养战。】
【除此之外,农民军的核心成员多为破产农民、流民、手工业者,他们缺乏建立政权、管理地方的意识和能力。
打下一座城池后,由谁来收税?谁来断案?谁来安民?谁来组织生产?流寇集团中极度缺乏这样的文治人才。
既然无法将占领区有效转化为自己的力量,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掠夺完毕后,放弃它,寻找下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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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贞观年间
魏征道:“建设难于破坏百倍。需有制度,需有官吏,需有耐心,更需克制军队劫掠的欲望。此非大智慧、大魄力者不能为。
观朱元璋之和州释妇、集庆安民,每一步都是在与自身军队的流寇习性做斗争,其艰难可知。
仅此一条,其能就远非常人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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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之后,怕就是路径依赖了。】
【流动——掠夺——壮大——再流动,这个模式在初期能像雪球一样迅速膨胀队伍,给人一种“势不可挡”的虚假强大感。
这种快速的“成功”会形成强大的路径依赖,让领导者认为这就是正确的、唯一可行的道路,从而丧失了转型的意愿和最佳时机。
持续的战斗和移动,可以将内部的权力斗争、资源分配的矛盾暂时压制或转嫁。
一旦停下来,这些内部问题就会爆发,可能导致队伍分崩离析。流动本身,成了维持内部平衡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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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年间
朱元璋的感触无疑是最深的。
他对着朱标朱棣,语气沉重地说道:“那些渠帅,不是不明白扎根的道理,而是‘不能’也, ‘不敢’也!
其一,无贤才辅佐,打下的城池无人会治,如同狗熊掰棒子。
其二,手下儿郎穷惯了,饿怕了,你一停下,他们抢不到新的,就要内讧,甚至反过来抢你!
黄巢、李闯,莫不如此。他们是被自己架在火堆上,只能不停地往前跑,直到撞得头破血流。”
“所以咱得了李善长、刘伯温,比得了十万大军还欢喜!所以咱宁可狠下心肠,也要立规矩、肃军纪!不把这流寇的根子刨了,咱大明,也不过是第二个短命的大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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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朱元璋,他以一种惊人的直觉和手腕,每一次都在关键时刻突破了‘流寇’模式,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政权建设’的道路,从而完成了从‘破坏者’到‘建设者’的惊险一跃!】
画面中,应天府城的轮廓在朱元璋的主持下日益清晰坚固,城外是井然有序的屯田,城内是逐渐恢复的市井烟火。
【它绝不仅仅是一个“落脚点”,而是一个政治军事集团将军事胜利转化为政治成果,将暴力破坏转化为秩序建设的核心平台。
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来理解它的生命线作用。】
【流寇作战,胜败皆系于一战,没有退路。而根据地提供了战败后的退守空间、军队休整、伤员疗养和兵员补充的场所。朱元璋在应天,可以从容调兵遣将,无需担心后方空虚或被端了老巢。
不再依赖风险极高的“就食于敌”。
朱元璋设立“营田司”,大力推行军屯、民屯,《明史·食货志》载:“太祖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
这初步建立了稳定的粮草和战略物资生产与供应体系,军队有了不靠抢掠也能生存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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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
李自成面色青青白白,此刻的他想要转寰,已然太迟……最后一句骂娘的话还是没忍住从嘴里冲了出来:“他妈的,这该死的天幕怎么就不早一脚出现!”
到最后,心里竟也生出几分不是滋味来:他一辈子都没悟出来的东西,后世,就这么教了?!
这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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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根据地内,可以实践并完善各项制度。
朱元璋在江南行中书省下设各级官府,通过“提刑按察使司”执行司法,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宣示:我这里有王法,有秩序,与外面的乱世截然不同。
这极大地吸引了在乱世中渴望安宁的士民。
管理一州一府的经验,是未来治理天下的预演。
朱元璋在应天府的施政,为其日后统御全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锤炼出了一套如李善长、徐达、刘基等能够独当一面的成熟官僚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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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课的那一批,笔记已经写了厚厚一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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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就是恢复生产,提供财政支撑:战乱最破坏经济。
根据地提供了相对安全的环境,可以组织流民垦荒,兴修水利。朱元璋高度重视农业,“令屯田等官,以时督劝,民感其利,公私饶足”。
稳定的田赋、商税由此而来,这是支撑长期战争的财政基础。
军队一旦依赖抢掠,纪律必然败坏,民心尽失。
朱元璋在根据地内推行的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以及严厉的军纪,都是用行动宣告:我的军队不靠抢掠百姓为生,我有自己的“钱袋子”和“粮仓”。
这与他早期“和州释妇”的行为一脉相承,是赢得民心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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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
顾炎武低声一笑:“民心、民心、民心!再如何的手段,也逃不出这二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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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则是在根据地内轻徭薄赋、惩处贪暴、兴办教育,能够极大程度地争取到士人、农民、工匠等各个阶层的认同与支持。这就是“人心”的争夺战。
朱元璋的“礼贤馆”能招来刘伯温等浙东名士,正是因为他的根据地展现出了“明主”的潜力与气象。
“根据地”本身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安定、繁荣的根据地,会成为乱世中人民向往的“乐土”,吸引大量流民前来归附,形成强大的人口和人才向心力。】
【朱元璋正是凭借着对根据地的苦心经营,完成了从“起义军首领”到“争霸天下者”的关键蜕变。
当他从应天府出发时,他不再是一支为求生而战的军队,而是一个承载着制度、理想与秩序的新兴政权,去扫清那些仍在沿用旧模式、或者内部混乱的竞争者。
这是他王业之始。
这时正值至正十六年,他二十九岁。】
第132章 明祖 【这里需要提上一嘴的……
【这里需要提上一嘴的是, 第二年,也就是至正十七年时,朱元璋亲自率军攻打徽州。他久闻当地隐士朱升的才名, 便效仿刘备“三顾茅庐”, 亲自登门拜访, 请教夺取天下的策略。
朱升为朱元璋的诚意所动, 审时度势后, 献上了“高筑墙,广积粮, 缓称王”这一著名的九字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