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有些类似的地区，”小赵接口道，“扫盲工作更难推动。”

　　“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要培养本地的种子教师。”舒染说，“外人很难长期驻守。”

　　“种子教师……”老谢念着这个词，“钱呢？报酬怎么解决？不能光靠觉悟吧？”

　　“一开始可能就是义务的，或者记点工分。”舒染回答得很实际，“但我们发现，当这些教师真的开始教，他们自己会获得尊重和价值感。同时，连队或公社，可以给予一些非常实际的奖励，给予一些物资补助，甚至在招工、参军等方面给予考虑。关键是要让他们看到，做这件事，对自己、对家庭是有好处的。光讲奉献，很难持久。”

　　吴代表停下了笔，抬起头：“对头，光喊口号不行，得有激励，让干活的人觉得有奔头。”

　　舒染点头，“教育说到底也是人的工作。要尊重人性里那些合理的诉求。”

　　小赵则听得认真，不时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记上几笔。

　　晚饭依然是烧饼和茶叶蛋，加上小赵下车买的几根黄瓜，算是有了点蔬菜。

　　吃饭时，吴代表接了个话头，讲起他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学习时的见闻，其中讲到国外专家撤走时工人们凭着简陋的设备和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点点摸索、仿制、改进技术。

　　舒染听得入神。

　　“都不容易。”老谢听完说了一句，“国家这么大，底子薄，要吃饭，要穿衣，要造机器，还要搞教育……哪一样不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哪一样不是靠人拼出来的？”

　　包厢里安静了片刻，舒染忽然觉得，这漫长的旅途，也许不仅仅是奔波，也是一种难得的了解这个时代机会。她想到了那个二十一世纪上海。那里的教室宽敞明亮，教学设备先进，孩子们有读不完的课外书，也有考不完的试和焦虑不完的未来。真是两个世界，两种教育。

　　第三天开始，身体逐渐适应了这种奔波劳顿。

　　窗外的景色继续变化。黄土高原逐渐过渡到地势相对平坦的河谷地带。田野更加规整，村庄的密度更大，偶尔能看到二三层的小楼。

　　包厢里的生活也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老谢和吴代表除了看文件、写东西、偶尔交谈工作，多了些休闲活动。老谢有一副象棋，吴代表会下，两人便在桌上摆开阵势杀上几盘。小赵有时观战，有时也拿出自己的书来看。舒染则大部分时间要么看窗外的景色，要么闭目养神，在脑海里反复推演发言稿的细节，设想可能被问及的各种问题，以及如何回答。

　　一天中午，吴代表吃着小赵买回来的肉夹馍时，忽然问舒染：“舒染同志，看你年纪轻轻，在兵团待了也有些年头了吧？家里人都支持吗？”

　　这问题有些私人，但吴代表的语气很随意，像是长辈闲聊。小赵停下了咀嚼，老谢也从棋盘上抬起目光。

　　舒染咽下口中的食物，平静地回答：“我家里……情况有些特殊。父母在上海，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当初来支边，有时代的原因，也有家庭成分的影响。”她略去了大部分细节，“支持谈不上，更多的是担心和无奈。最近一两年，沟通才多了一些。”

　　“上海啊，好地方。”吴代表点点头，没有追问成分的细节，这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礼貌，“大城市来的，能在那苦的地方呆下去，还干出成绩，不容易。想没想过调回去？”

　　老谢也看向她。小赵更是竖起了耳朵。

　　舒染笑了笑，“说没想过是假的。尤其是最开始，特别难熬的时候。但后来，事情一件件做起来就觉得……那儿也有那儿的意义。回去，是回到一种熟悉的生活；留下，是参与创造一种新的可能。可能我骨子里还是有点不安分吧。”她的语气带着点自嘲，也带着点坦诚。

　　“不安分好。”老谢突然开口，手里摩挲着一颗棋子，“年轻人，太安分了没出息。国家建设就需要这种不安分的人去闯去试，去打破一些老规矩。当然，”他话锋一转，看了舒染一眼，“要有分寸，要在组织框架里。你这个什么火种模式就很好，既有新想法，又没脱离实际，没瞎折腾。”

　　这是很高的评价了。

　　“谢谢谢主任。我一直记得有位老领导教导过我，做事要实事求是。这是根本。”

　　“实事求是……”吴代表重复了一遍，感慨，“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多少事情，坏就坏在不实事求是上。”

　　话题由此又引申开去，聊起各自工作中遇到的“不实事求是”的例子。聊着聊着，老谢和吴代表都有些激动，声音也大了些，引得隔壁包厢有人探头看。小赵有些紧张，试图把话题往回拉。舒染则只是听着，偶尔点点头，并不轻易发表看法。

　　火车经过大站时，停留时间较长。站台的规模更大，商品也更丰富，甚至能看到卖水果的。小赵会下车活动，有时带回来一些当地的报纸，让大家了解最新的新闻动态。舒染这时就会透过车窗，观察着站台上形形色色的人。

　　第六天清晨，舒染早早就醒了。直到广播里传来到站的声音，车厢里瞬间骚动起来，所有人都行动起来。过道里挤满了人，大家都在朝车门方向张望。

　　舒染也迅速整理好自己的东西。那个旧帆布挎包，装着发言稿和笔记本，此刻显得沉甸甸的。

　　她换上一直放在铺上的熨烫平整的蓝布列宁装外套，把头发仔细梳好。镜子里的人，面容虽有倦色，但神情坚定。

　　老谢和吴代表已经提着行李站在包厢门口。老谢对舒染点了点头，吴代表则笑着挥了挥手。小赵紧张地检查着两人的车票和介绍信。

　　火车缓缓驶入站台，终于停稳，车门打开。

　　“舒染同志，我们下车。”小赵提起自己的行李，又伸手想帮舒染拿挎包。

　　“我自己来。”舒将挎包的带子在肩上紧了紧。

　　她跟在小赵身后，随着人流走下了火车。双脚重新踏上地面时，竟有一时恍惚。

　　站台上，人流方向各异。她看到了来接站的人群，有人举着牌子，有人高声呼喊。老谢和吴代表很快就被各自单位的人接走了，临走前又对她点头致意。

　　小赵踮着脚张望了一会儿，兴奋地指着一个方向：“看！那边！有举‘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牌子的同志！”

　　舒染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果然，在出站口附近，有人手里举着块木牌。

　　舒染对小赵说：“赵干事，我们过去吧。”

　　“好！”小赵精神一振，在前头引路。

　　舒染跟在他身后，迈入人流之中。

　　六天六夜的旅途结束了，一段新的征程，就在眼前。

第153章

　　举牌的是个三十岁出头的男同志, 他身边还站着一个年轻些的女同志，手里拿着个硬壳笔记本。

　　小赵快步走过去，掏出介绍信：“同志您好, 我们是边疆省来参加教育工作座谈会的。这是舒染同志，我是陪同人员赵新平。”

　　眼镜男接过介绍信快速扫了一眼, 立刻表现出热情：“舒染同志，赵新平同志，一路辛苦了！我是会务组的王建华, 这位是小李。车在外面等着了，咱们先去安顿。”

　　小李朝舒染点了点头，目光里有些好奇的打量。

　　“麻烦王同志了。”舒染说。

　　王建华帮小赵提起一个行李包，小李想接舒染的挎包, 舒染同样婉拒了。四人随着人流往出站口走。

　　出站通道长而宽阔, 墙壁上贴着大幅宣传画和标语。

　　一行人走出车站大门来到了广场。

　　“这边走。”王建华引着他们往广场东侧去。路边停着几辆吉普车和一辆中型面包车。王建华拉开面包车的门：“上这辆, 还有几位其他地区的代表一起走。”

　　车里已经坐了五六个人, 有男有女, 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上, 穿着各地常见的干部装。见舒染和小赵上来，众人都投来目光。

　　王建华简单介绍：“这是边疆省来的舒染同志和赵新平同志。”又对舒染说：“这几位是东北、华北、华中几个地区的代表。”

　　舒染点头致意, 和小赵在靠后的空位坐下。车子发动，缓缓驶离广场。

　　舒染望着窗外, 街道很宽，自行车流涌动, 小汽车不多, 大多是吉普或轿车，偶尔有卡车驶过。行人大多步履匆匆，穿着以蓝、灰、绿为主的衣服。街边的建筑多是三四层的楼房, 砖混结构，方正整齐。临街的墙面上满是大字报的痕迹，一层覆盖一层。

　　“舒染同志是从新疆兵团来的吧？”前排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同志回过头来问。

　　“是的。”舒染答。

　　“年轻有为啊。”女同志笑了笑，“这次会议规格很高，部里很重视。你们边疆条件艰苦，做出成绩不容易。”

　　“都是同志们一起努力的结果。”舒染说。

　　“听说你搞了个什么……火种模式？”另一位戴前进帽的男代表插话，“我在材料上看到过，有点意思。不过啊，小同志，咱们这行，光有点子不够，还得看能不能推广开。”

　　这话有点居高临下的味道。小赵皱了皱眉，想说什么，舒染在底下轻轻碰了下他的胳膊。

　　“您说得对。”舒染语气平静，“所以我们这次来，也是想向全国各地的前辈和同行学习，看看我们的探索有哪些不足，怎么改进才能更适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

　　东北代表愣了一下，哈哈笑起来：“行，小同志挺会说话。到了会上多交流！”

　　车里其他人也笑了起来，气氛缓和了些。那个女同志又多看了舒染一眼。

　　面包车穿过几条大街，拐进一条相对安静的林荫路。路两旁是高大的槐树，枝叶茂密。树后能看到一些院墙和单位大门，门口有站岗的卫兵。车子在其中一个大院门口停下，王建华下车去门卫室交涉，出示了证件。随后，车子驶入。

　　院子很大，里面是几栋四五层的红砖楼，楼间距宽敞，空地上种着树，还有几个花坛。

　　“这里是第四招待所，这次会议的代表都住这里。”王建华一边带他们下车一边介绍，“条件有限，大家克服一下。舒染同志，你的房间在二楼，小李带你去。赵新平同志，你住三楼。先安顿一下，洗漱休息，午饭在食堂，十二点开饭。下午三点，请到一号楼会议室开预备会，领会议材料和日程。”

　　小李接过王建华的话头，对舒染说：“舒染同志，请跟我来。”

　　舒染对小赵点点头，跟着小李进了其中一栋楼。楼道里的墙壁下半截刷着绿色墙裙，上半截是白灰。水泥地面拖得很干净。

　　“这边是女同志住的区域。”小李边走边说，“两人一间。和你同屋的是西南省来的林静同志，也是教育战线的先进代表，昨天就到了。”

　　她在208房间门口停下，掏出钥匙开门。房间不大，两张单人床，靠窗一张书桌，两把椅子，一个衣柜。有独立的卫生间，很小，但能有独立卫生间已经算不错条件了。窗户开着，白色纱帘被风吹得微微飘动。

　　一张床上已经铺好了被褥，床头放着个黑色人造革提包。另一张床空着，被褥叠好放在床尾。

　　“这是你的床。”小李指着空床，“被褥都是新换洗的。暖水瓶在桌上，打水在一楼开水间。食堂在一号楼背面，走过去五分钟。还有什么不清楚的随时问我，我住一楼值班室。”

　　“谢谢李同志。”舒染把挎包放在桌上。

　　“那你先休息，我下去了。”小李带上门离开。

　　舒染站在房间中央环视周围，环境比她预想的要好。她走到窗边往外看，楼下是柏树和花坛，远处能看到大院围墙和更远处楼房的屋顶。

　　她脱下外套挂进衣柜，拿出毛巾和牙缸去卫生间。拧开水龙头用凉水洗了把脸，感觉精神了些。

　　回到房间，她没急着铺床，而是先检查了一下门窗。窗户插销完好，门锁也结实。她从挎包里拿出笔记本压在枕头下面，然后才开始铺床。被褥有阳光晒过的味道，还算蓬松。铺好床，她坐在床边，短暂地放空。六天六夜的颠簸后，突然的静止让人有点不适应，耳朵里似乎还有耳鸣声。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是其他代表回来了。声音渐近，在门口停下，钥匙插进门锁。

　　门开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同志走进来。她手里拿着个搪瓷盆，盆里放着毛巾肥皂。

　　看到舒染，她愣了一下，随即露出笑容：“你是边疆来的舒染同志吧？我是林静，西南省的。”

　　“林静同志你好。”舒染站起来。

　　“坐坐，别客气。”林静把盆放下，很自然地走到自己床边坐下，打量着舒染，“路上辛苦了吧？我从西南过来，也坐了四天火车。这骨头都快颠散架了。”

　　她语气爽朗，有种基层干部特有的直率。

　　“还好，慢慢习惯了。”舒染也坐下。

　　“年轻就是好啊。”林静笑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能扛。现在不行了，坐久了腰疼。对了，你吃饭了没？”

　　“还没，说十二点食堂开饭。”

　　“那一会儿一起去。”林静说着，从提包里拿出个铁皮茶叶盒，又找出两个搪瓷缸，“我带了点我们当地的茶，不是什么好茶，但解渴。你先喝点水。”

　　她不由分说地给两个缸子都泡上茶，递给舒染一杯。

　　舒染道谢接过。热茶入喉，确实解乏。

　　“我刚去打听了下，”林静压低了些声音，“这次会议规模不小，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还有几个重点院校、研究单位的代表，加起来得有不少人。部里几个主要领导都要出席。你们那边来了几个？”

　　“有几个其他会议陪同的干部，正式开会发言就我一个。”舒染说。

　　“那你压力可不小。”林静看着她，“我听说你那些理念挺受关注，但也有些不同看法。预备会上估计就有得聊了。”

　　舒染心里微动。林静这话，既是提醒，也是试探。她喝了口茶说：“有讨论是好事。教育本身就有很多种可能，多听听不同意见，才能把事想得更明白。”

　　林静点点头，没再继续这个话题，转而说起西南地区扫盲的一些具体情况。舒染也分享了一些西北边疆的经验。

　　两人越聊越投机。林静虽然年纪比舒染大，但没什么架子，说话实在。舒染能感觉到，这是个真正在基层干过实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