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赵点点头, 埋头吃饭。

　　饭后回到房间，舒染最后检查了一下要带的东西。林静也在做同样的事。两人对看一眼, 都默契地没说话。

　　八点二十，代表们陆续前往一号楼大礼堂。礼堂能容纳四五百人, 主席台上方挂着红色横幅。台下座位分区域，有桌签。舒染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中间偏后。小赵坐在她旁边。

　　各地代表按区域就坐, 会场很快坐满。工作人员在过道穿梭，调试麦克风、检查音响。主席台上，领导们还没入场, 但工作人员已经在摆放名牌和茶杯了。

　　八点半整，红歌音乐响起，全体起立。主席台侧门打开，一行领导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入场。走在最前面的是教育部主要领导，周部长也在其中。领导们在主席台就坐。

　　音乐停止。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幕，奏国歌。全体肃立。国歌奏毕，主持人介绍与会领导、来宾，宣读会议议程。然后是领导致开幕词。

　　致词的是教育部一把手，一位头发银白的老人。他讲话不疾不徐，讲话内容宏观，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当前形势、会议任务。

　　舒染认真听着，不时在笔记本上记下要点。

　　开幕词持续了四十分钟。然后是孙副部长做主题报告，关于当前全国教育工作基本情况、主要成绩、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思路。报告很详细，用了大量数据。舒染听得更认真，这些信息有助于她理解自己所在的位置。

　　报告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中间休息十五分钟。代表们纷纷起身活动，去卫生间，或到走廊透气。舒染也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和肩膀。

　　小赵小声说：“舒染同志，要不要喝水？”

　　舒染摇摇头，她目光扫过会场。廖承不在主席台上，应该在台下某个位置。

　　休息结束，会议继续。下午是另一位副部长做关于教材建设与改革的专题报告。

　　专题报告后，是自由提问时间。有几个代表举手，问题多是关于报告中的某些政策细节或数据。领导一一解答。

　　下午五点半，第一天的会议结束。代表们有序退场。

　　晚饭时，气氛轻松了些。一天的正规会议下来，大家都有些疲惫，但也慢慢适应了节奏。舒染这桌又多了几个新面孔，彼此交流着对今天会议内容的看法。

　　“孙部长报告中提到要加强对边远贫困地区教育的支持，这是个积极信号。”西北某省的一位干部说。

　　“关键是政策怎么落地。”另一位代表说，“我们那儿也是老少边穷地区，每次都说支持，但到下面，资源还是不够分。”

　　“所以要有重点，有先后。”林静插话，“像我们西南山区，最缺的是老师。培养一个本地老师，比派十个外地老师下去都管用。”

　　话题自然转到师资培养上。舒染分享了在边疆的做法，大家听了都很有兴趣，问了很多具体问题。舒染一一回答。

　　饭后，舒染照例和林静散步。夜色中的招待所院子很安静，只有少数代表还在走动。

　　“小舒，你今天听会感觉怎么样？”林静问。

　　“信息量很大。”舒染说，“能感觉到国家对基层情况是了解的，也想解决问题。但具体怎么做，可能还需要更细致的方案。”

　　“是啊，上面有上面的难处，下面有下面的难处。”林静叹气，“有时候不是不想做，是实在没办法。”

　　两人走到路边，在石凳上坐下。

　　“所以你们那个模式给了荣誉，也给实际好处，这个思路对。”林静继续说，“人嘛，总要有点奔头。光讲奉献，一时可以，长久不行。”

　　舒染点点头。她想起陈远疆，想起他说的“根扎深了，就没人能轻易撼动”。其实做任何事都一样，要想长久，就得让参与其中的人都能从中获得价值，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

　　“对了，”林静忽然想起什么，“明天分组讨论，你们第三组在二楼小会议室。组长是一位副司长，副组长是廖承主任。你要有心理准备，这个组讨论可能会比较激烈。”

　　“谢谢林大姐提醒。”

　　“廖组长你认识吧？”林静看着她，“我看他今天散会时好像往你这边看了几眼。”

　　舒染心里微动，但表情不变：“在边疆考察时见过，工作上有过交流。”

　　“哦。”林静没再多问，站起身，“走吧，回去早点休息。明天分组讨论，你要发言吧？”

　　“嗯，要介绍我们的探索。”

　　“好好讲。我听着。”

　　回到房间，舒染洗漱完，靠在床上看明天分组讨论的议题材料。第三组的议题确实聚焦了难度，下面列了几个子议题，每个子议题都有引导性问题。

　　她把自己的发言要点与这些议题一一对照，思考如何更好地切入。看了一会儿，眼睛有些酸涩。她放下材料，关灯躺下。

　　黑暗中，她能听到林静均匀的呼吸声。她想起白天在会场，确实感觉到有一道目光看向她。当时她正在记笔记，没有抬头，但那种被注视的感觉很清晰。是廖承吗？也许吧。

　　她又想起陈远疆。他到北京已经几个月了，在做什么？如果他知道她来了，会来找她吗？怎么找？她住的是会议招待所，管理严格，外人不能随便进出。

　　思绪有些乱。她翻了个身，强迫自己不再想。明天还有重要的讨论，需要集中精力。

　　第二天早晨，流程照旧。早饭后，代表们按分组前往不同会议室。舒染和小赵来到二楼小会议室。

　　会议室不大，椭圆形长桌，能坐二十多人。已经来了十几位代表，舒染看了一下桌签，有西北几个省区的，有西南山区的，也有中部贫困县的。大家彼此点头致意。

　　廖承已经坐在了主持位旁边，见舒染进来，他目光与她接触，微微点头，算是打招呼。没有多余的表情。

　　小赵在舒染耳边小声说：“那位就是廖组长。”

　　“嗯。”舒染在自己位置上坐下。她的位置在长桌中段，对面是西北某自治区的代表，是一位男同志。

　　九点整，人基本到齐。主持会议的是张副司长，五十多岁，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先介绍了本组议题和讨论安排，然后请大家依次做自我介绍。

　　一圈介绍下来，舒染基本记住了在座的人。有省厅干部，有地县教育局长，有基层校长，也有像她这样的一线教师。大家来自不同地区，但有一个共同点：所在地方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教育工作面临特殊困难。

　　自我介绍后，张副司长说：“咱们这个组，讨论要务实。大家把各自地区最突出的问题、最有效的做法、最迫切的建议都摆出来。不搞空对空，就说实际情况。廖组长，你看呢？”

　　廖承点头：“我同意张司长的意见。我们这次分组讨论，就是要听到最真实的声音。大家放开谈。”

　　讨论从第一个子议题开始。西北某省的一位处长先发言，介绍他们省的做法。讲得很具体，但舒染听出，他们主要靠行政推动，动员力量强，但持续性存疑。

　　接着几位代表发言，各有侧重。有人强调政治性，把扫盲和思想教育紧密结合；有人强调要实用为主，先教群众最急需的字词；也有人提出要分类施策。

　　舒染安静地听着，不时记笔记。她能感觉到，虽然大家目标一致，但背后的理念和工作逻辑有差异。

　　轮到她了。

　　“我来自边疆兵团基层。”舒染开口，“我们主要是在农牧连队和周边牧区开展扫盲和基础教育工作。我们的做法，总结起来就是‘生存教育先行，文化教育跟进，理想教育引领’。”

　　她开始介绍具体做法，讲得很细，用了很多具体例子。在座的代表们听得很认真。有人频频点头，有人快速记录。

　　她讲完，会议室安静了几秒。然后张副司长说：“讲得很好，很实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

　　一位来自中部山区的教育局长举手：“舒染同志，你提到给教师激励，具体有哪些？经费从哪里来？”

　　舒染回答：“主要是连队或公社从集体经费中挤出一部分，还有就是荣誉激励。经费确实紧张，所以我们强调就地取材，教材也尽量简单实用，减少开支。”

　　“这样能持久吗？”另一位代表问，“靠基层单位自己挤，恐怕不稳定。”

　　“确实有这个问题。”舒染坦诚地说，“所以我们也在探索，能不能形成制度化的支持。”

　　廖承这时开口：“舒染同志，你刚才提到生存教育先行，这个提法很有针对性。但在实际工作中，会不会有人批评你们忽视了教育的政治性和思想性？”

　　这个问题很尖锐。小赵有些紧张地看着舒染。

　　舒染神色不变：“廖组长，我们认为，生存教育本身就具有政治性。在边疆，群众识字后能看懂政策文件，能理解国家方针，能更好地参与集体生产建设，这就是最实际的政治教育。相反，如果群众连字都不认识，我们空谈政治、空讲理想，他们听不懂，也接受不了。所以，我们是找到了政治性与群众接受度之间的结合点。”

　　她看了一眼周围的反应，继续说：“而且，我们在教学内容中，有机融入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团结等内容。这些都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渗透在实用技能教学中。”

　　廖承看着她，点了点头，没再追问。

　　讨论继续。其他代表也提出了各自的问题，舒染一一回答。她能感觉到，在座的很多人对她的做法是认同的，因为大家面临着类似的困境——资源匮乏，群众基础薄弱，需要找到切实可行的突破口。

　　上午的讨论在十二点结束。散会时，几位代表围过来和舒染交流，要她的联系方式，说以后多请教。舒染礼貌地回应。

　　廖承在整理材料，没有马上离开。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他走过来：“舒染同志，中午一起吃饭？有点事想和你聊聊。”

　　小赵立刻说：“那我去食堂……”

　　“赵干事也一起吧。”廖承说，“就是工作交流。”

　　三人一起往食堂走。路上廖承没说话，小赵有些紧张，舒染则很坦然平静。

　　到了吃饭的地方，是一个国营小饭店。上了饭菜，找了个相对安静的角落坐下。廖承这才开口：“上午的发言很好，回答得也很到位。孙部长听了汇报，对你很肯定。”

　　“谢谢领导肯定。”舒染说。

　　“不过，”廖承话锋一转，“明天的全体大会发言，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明白。”舒染说，“我会基于事实回答。”

　　“另外，”廖承看着她，“你之前提到的那几个需要政策支持的点，部里正在研究。可能很快会有试点政策出台。你要有所准备，如果政策下来，你们那能否承担试点任务？”

　　这是个重要信号。舒染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机遇。

　　“如果政策支持到位，我们那里有条件也有意愿承担试点。”舒染回答得很慎重，“但需要具体的支持方案。”

　　廖承点点头：“考虑得很周全。这样，你把刚才说的这些具体需求，整理一个简要的书面材料，明天发言后给我。不用太长，突出重点就行。”

　　“好。”

　　“另外，”廖承放下筷子，语气更随意了些，“你到首都，还没出去看看吧？”

　　“没有，一直在招待所。”

　　“会议结束后，如果有时间，可以出去看看。这里有些地方，还是值得一看的。”廖承说，“需要的话，我可以带你转转。”

　　这话听起来是关心，但舒染听出了别的意味。她笑了笑：“谢谢廖组长。不过会议安排很满，估计没时间。以后有机会再说。”

　　廖承看了她一眼，没再坚持。

　　饭后，廖承先走了。小赵看着他的背影，小声对舒染说：“舒染同志，廖组长对你很关心啊。”

　　“是工作上的关心。”舒染淡淡地说，“走吧，回去休息一下，下午还有讨论。”

　　下午的讨论聚焦师资和教材问题。舒染继续分享边疆的经验，也听取了其他地区的做法。她发现，虽然各地情况不同，但核心问题相似——缺人、缺钱、缺合适的教学资源。

　　讨论中，有一位来自某师范学院的教授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基础教育必须坚持系统性和规范性，不能因为条件困难就降低标准。

　　“如果我们现在教给群众的都是碎片化的内容，将来怎么衔接更高级的教育？怎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这话引起了争论。有代表赞同，认为教育要有长远眼光；也有代表反对，认为在生存都成问题的地方，谈系统规范是空中楼阁。

　　舒染没有立刻发言。等争论稍歇，她才开口：“我理解教授的观点。教育的系统性和规范性确实重要。但我想分享一个我们那儿的实际情况。”

　　她讲了启明小学的事例。“所以，我们认为，”舒染说，“在基础薄弱的地区，教育的路径可能需要分阶段。第一阶段，解决‘有没有’和‘用不用’的问题，通过实用内容吸引群众入学，打下文化基础。第二阶段，在有一定基础后，逐步引入更系统的知识体系，向规范化教育过渡。这两个阶段不是割裂的，而是递进的。如果没有第一阶段，很多人根本不会走进教室；如果没有后续系统化的跟进，教育就会停留在低水平重复。”

　　她想了想要补充的地方，“当然，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他们既要懂实用教学，也要有系统视野。这也是我们强调教师要持续培训的原因。”

　　那位教授听完，沉思片刻，点了点头：“你这个分阶段的思路，有道理。确实不能一刀切。”

　　讨论继续，气氛更加热烈。张副司长和廖承不时插话引导，确保讨论不跑偏。

　　下午五点，讨论结束。张副司长做了简短总结，肯定了大家的发言，表示会把意见建议带上去。

　　散会后，舒染感觉有些疲惫。高强度地思考、表达和回应，消耗很大。她和小赵慢慢往回走。

　　“舒染同志，你今天讲得太好了。”小赵忍不住说，“我都记下来了，回去要向厅里详细汇报。”

　　“大家都讲得好无保留，这次交流很有收获。”舒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