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公司里秦王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身边的大臣也掌控着不小权力,他们就像是董事会里的董事,既推举了董事长,又制衡了董事长。权力集中在总公司,也就是中央。
在封建制度下,只要诸侯履行了约定,王是没办法直接指挥诸侯国里的某个农户的。但在郡县制下,皇帝可以通过一层一层的官员直接管理国家的每个人。这就是中央集权制,权力都集中到了中央朝廷。
中央集权制持续到了元,之后又发生了变化,从中央集权转向了君主专制。从理论上讲,君主专制并不能算一种新的制度,而是中央集权制的极端模式。
朱元璋在赶跑了北元政权之后也开始吸取教训了,认为之前的唐宋元等朝代所以灭亡,主要原因就是权力不够集中。皇帝不能一言九鼎,下面还有宰相公卿等人分权,很不爽。
于是他就把朝廷里能分权的职务一步步全给废除了,把有可能分权的人一个个全弄死了,把绝大部分权力都攥在手里。
这时候权力就不再由董事会掌控,而是落到了某个人手里。集权的不再是中央朝廷,而是变成了皇帝,所以谓之君主专制。
效果嘛……显而易见的糟糕。赶上个勤勉、聪明、运气好的皇帝,国家可能发展的不错,可要是赶上个懒惰、脑筋一般的皇帝,国家立马衰弱。
总体上讲,一家人的后代之中,勤勉、聪明的可能性要远远低于平庸、懒惰。没办法,这就是人性,即便是天赋不错的孩子,生长在后宫的环境里也会成为变态,存在很大的性格缺陷。
所以从长远角度比较,国家走向衰弱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走向强盛,明朝和清朝就是最好的例子,有能力的皇帝不是没有,是太少,无法做到连续性,只要出现一个脑子不好使的,缺陷立马被无限放大,根本没有纠错的机会。
但效果不好,不意味着不长久,等清朝代替了明朝,不光照搬了这套制度,还在其上修修改改,把权力更加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中。
难道说皇太极不知道君主专制的害处吗?有可能知道,也有可能看不到。但他也是人,和朱元璋一样扛不住权力的诱惑。至于说由此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的害处,老子先痛快了再说,死后管它洪水滔天!
既然君主专制这么糟糕,洪涛为什么还要用呢?前面不是说了嘛,制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把后世存在的几种制度放到周朝去,没一个能行得通,总不能说后世的制度都是坏的吧。
以洪涛的经验和认知,他觉得封建制和君主专制放在此时此刻的大明,都有积极的一面。
分封,把土地交给官员们去有限自治,可以节省朝廷大部分精力、物力和财力。治理地方有点像养育孩子,当父母的越是照顾得无微不至,做孩子的能力往往就越弱。
有句话说的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如果一个孩子家庭条件很差,从小就缺乏父母呵护,自立能力往往会超过同龄人。
专制,在朝廷里完全由自己说了算,也可以省掉大部分争论,让政令通顺,完全按照设想的节奏和方向快速前进。这也是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最大的优点,减少内耗,集中力量办大事。
当然了,光发挥出优点远远不够,如果不想办法遏制其缺陷,结果很可能是弊大于利。
封建制的缺点是什么呢?中央控制力弱。加盟商各自为政,理论上只要履行了义务,对于总公司的任何额外命令都可以无视。
啥,后期补充增加约定内容?对不起,一方说了不算,要大家商量好才成。多久能商量好?没谱儿。
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洪涛想从北京修一条轨道到黄河边就不能马上动工,必须得先通知沿途路过的N个诸侯,再获得他们的同意才可以。
解决方法也很简单,不给封地太多自治权,比如军权、外交权、立法权全由中央朝廷把控,只给部分民政、经济和人事权。
君主专制的缺点是什么呢?缺乏自愈能力。凡事都由一个人说了算,下面的官员全是应声虫,即便发现命令是错的也不敢反对,也就谈不上及时发现错误并弥补了。
这个缺点其实挺无解的,因为它恰恰击中了人性的弱点,只要不脱离人的范畴,长时间处于一言九鼎的环境中,必然会失去判断力。
可洪涛正好处于是人又不是人的状态里,又有过多次执政的经验,觉得自己能脱离人的范畴,弥补上这个重大缺陷。
从原理上讲,只要能做到以上两点,封建君主专制就有可能利大于弊,把两种制度有益的融合了起来。一方面调动了官员们的积极性,一方面也预防了地方失控的麻烦。
“以本地官员治理本地人,时间久了会形成世家门阀。其盘根错节极难清理,蓄养家丁私藏武备,合纵连横一起闹事,又该何解?”
仔仔细细听了皇帝对分封的解释,袁应泰并没被说服。光说不给军权,可照这个趋势弄下去,多少年之后给和不给也差不了太多。只要能在当地做大到一定程度,中央朝廷根本无法得知具体情况,会像瞎子一般。
第738章 真狠人
这一点不光京中朝臣们心里明白,很多有识之士在看过报纸上的介绍之后也从中悟出了一些端倪。有大骂独夫的,有高呼圣明的,反对者和支持者泾渭分明。总体上讲谁家之前获得的特权多谁骂街,反之则拍巴掌。
《再推恩令》的内容只有一个,强行征调五品以上官员、皇室宗亲的子孙当兵。
除了身有残疾、重病外,家里只要够三个儿子,且年龄在25岁以下的,就得有一个去京城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训练。嫡子优先,期限五年,待遇与新军一样,称之为服兵役。
能不能不去呢?这次皇帝没有一刀切,还是给了选择的。谁家如果满足服役条件,又不想让儿子当兵,朝廷也不会强逼。但会把特权收回,比如官员田亩免税、免劳役等等。
后世里都说明朝官员待遇低,现在到底是不是真低就显现出来了。明朝官员的薪水是真低,可隐形收入并不低。光是田亩免税、免劳役的名额就能把一大家子养的白白胖胖,所以没人舍得交出去。
不舍得儿子又不舍得特权,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逃避兵役呢?按理说肯定有,历朝历代的法令在颁布之初都是留着后门的,就是为了让有权力制定法律的人能不遵守法律,成为法外之徒。
但这次景阳皇帝又开了先例,他做为最有资格当法外之徒的帝王,率先把同父异母的弟弟给舍了。同时还多次当着朝臣表态,谁若是敢在兵役问题上欺上瞒下,查出一个灭一族。
光有态度皇帝还不满足,还有实际行动。号召揭发检举,为此专门在把登闻鼓搬到了刑部门口,只要是涉嫌兵役作假的事情敲了必须受理,不用挨板子打,查实之后还给重赏。
就是因为不好钻空子造假,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骂。当官为了啥啊?两个字,掌权。掌权又是为了啥?两个字,发财。发财又是为了啥?还是两个字,后代。
至于说国家民族,都玩蛋去吧,我认识你们是谁啊。在把自己家地窨子里装满白银、连下人都顿顿大鱼大肉之前,谁会想起国家?忠君,忠的也是君王手里的权力,不信让皇帝没有权力一个试试,分分钟要被揍成猪头的。
但现在不成了,不管真爱还是假爱,都要把国家放在脑子里,且隔三差五就得关心下。没辙,嫡亲长子长孙、家族的继承人正在军队里服役,没准已经站在边墙上了,能不能活着熬过五年都是个未知数。
不光要关心,还得祈祷,祈祷大明能打胜仗。现在皇帝如果说谁来进犯边关了,朝野上下保证异口同心的喊打喊杀,还得是先下手为强。啥圣人教化,快滚蛋吧,打胜了儿孙活着的几率就大,取胜才是硬道理!
高攀龙也是被逼着不得不爱国的官员之一,说心里话,在嫡长孙入京服兵役之后,对国家的态度真的有了不小变化。
之前忧国忧民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官声,眼下就不得不再多考虑一些实际问题了,哪怕是为了孙子的小命也得尽量让国家强大起来。
“陛下用心良苦,然世人并不一定受用。”但终归是被迫的,每次看到始作俑者都免不了怒气上升,即便无法对抗也要奚落两句。
“存之兄,世人易盲从,只要不朝令夕改,若干年后也就成了惯例。”坐在对面的刑部尚书杨涟倒是挺看得开,并不觉得被世人接受是个大问题,反倒是更担心皇帝能不能顶住压力。
“元仲的事情定了?”此话如果换成别人讲,高攀龙必定要反唇相讥,但面对杨涟却不得不甘拜下风。
这位刑部尚书比自己小10岁,大儿子杨之易差三个月才满十五,按照规定本可以拖到明年再服兵役。结果杨涟二话没说,写信回老家让大儿子放下学业马上入京。
而且放下话来,大儿子服完兵役,二儿子、三儿子也得跟着服。皇帝只说了每家够三儿子必须出一个,却没说不能三个都出。他做为大明高官,又是新政拥趸,自然要带头相应,责无旁贷!
“算起来小儿已然路程过半,月底之前应可抵达。陛下,小儿自幼通水性,能否将其安排入海军服役?”既然当着皇帝的面提起了儿子,杨涟也不避讳,居然要公然走后门了。
“说说理由?”洪涛正拿着两本草稿左右对照着审核呢,闻言抬起了眼皮。
刑部尚书和大理寺卿可不是来养心殿里聊天的,他们这段时间的任务很重。为了重新修改大明律忙活了一个多月,今日只是第一稿。
“臣想让小儿多去一些地方,见识下大海的辽阔,顺便多学些新学,也不枉五年时光。”
“嗯,海军确实比陆军走的地方多,学的东西也多。不过海军也比陆军危险很多,不提作战,仅是平日训练行舟就有倾覆的可能。一旦在大海上遇到麻烦,人力只能左右三成,余下全靠运气和天意。”
对于杨涟的理由洪涛还是认可的,如果让他帮儿子选择也是愿意去海军。即便五年之后退役时没有靠战功得到一官半职,也能学到不少有用的知识。
但是丑话必须说在前面,海军并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么风光,伤亡率要远远高于陆军。尤其是增加了吕宋海域巡航任务之后,仅去年就有一艘战舰、一艘武装货船和两艘通讯船被风暴吞噬,二百多名官兵无一生还。
“陛下曾经说过,有的人死了轻如鸿毛,有的人死了重如泰山。臣不想让孩子在蒙荫下浑浑噩噩终其一生,是福是祸就看他的气运了。”
皇帝的这番忠告杨涟显然已经提前听过了,且想通了,并不认为应该知难而退。从这一点上看,他要比素有狠人之名的高攀龙更狠。
高攀龙铁面无私执法严格,主要是自己和别人要求高,但轮到子孙时心里还是软了。而杨涟不光对别人和自己要求高,连子孙也不放过,这才是真的狠,也真的参透了人生。
第739章 《大明律》
“嗯,杨尚书高见,有道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无论是谁,年轻时不经受苦难的磨砺,都很难有大作为。”
对于杨涟教育后代的方式洪涛非常认可,从古至今,创业成功者比比皆是,而发扬光大者就寥寥无几了,原因就在教育观上。
创业者绝大多数是经历过苦难的,甚至是从尸山血海中一路杀出来才获得了成功。等他们有了后代,就开始有意无意的阻止后代去接受磨砺了,结果培养出来的大多是温室中的花草。
问题是后代不可能永远活在温室中,当他们失去了上一代无微不至的呵护之后,多数都禁不住大自然残酷的考验。
最典型的就是皇族,每个朝代的皇族基本都一个德性:开国者全是文治武功的大能人,至少在某个方面超于常人。等皇位传到第二代时大部分就不灵了,只有少部分还能坚挺,而这部分也是跟着父辈一起奋斗过多年的孩子。
从第三代人开始基本就全都躺平了,如果生性温和平庸些还算是运气,至少不太败家。就怕本事不大、自信心很强的,分分钟能把祖辈留下的家业败光,顺便也把自己玩死。
“……陛下,此佳句可是出自新作?能否让臣等先闻为快?”可是这番表述并没引起共鸣,反倒是让两位进士出身的大臣关注起了皇帝的文采。
“嗳……朕在诗词上的造诣好有一比,二两铁打大刀,不够材料,不谈也罢。还是说说大明律吧,此法不出,朕寝食难安啊!”
瞪着眼想了好几圈,洪涛也没想出宝剑锋从磨砺出的诗句是谁写的,只能放弃当次文豪的企图,但也绝不承认不是自己写的,留个活口,万一以后想起来了呢。
这次把两位大明法律界的最高官员找来,只为了一件事,重修《大明律》。执政了十五年,每每需要用到法律时就会发现要不过重、要不过轻、要不含糊不清、要不干脆缺失,很是头疼。
虽然眼下大权在握,事实上可以做到出口成宪,但国家这么大、官员这么多,总不能所有需要决断的案件都由自己去亲审。所以制定一部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的律法非常重要和必要。
洪涛要用这部法律来告诉所有官员,做什么会得到升迁重用、做什么会被贬黜问责;同时也要告诉百姓什么可以干,什么不能干。只有当大部分人都在同一个规则限制下工作生活时,国家才会正常运转,效率才会提高。
目前使用的《大明律》是在洪武三十年颁布的,编纂人不是朱元璋,但每一律每一令,都是他亲自过目且同意之后才能通过。
在这一版《大明律》之前,还有过两版。建国前由李善长领头制定,并在洪武元年正月颁布了第一版《大明律》。这一版的《大明律》基本就是按照《唐律》修修改改的,让朱元璋很不满意。
从洪武元年到洪武三十年,朱元璋不断组织官员对《大明律》进行修订,直到去世前一年总算完成了这部法典,在颁布天下的同时,宣布之前的所有版本一并废除。
如此看来,朱元璋对律法的态度还是很重视的。据说为了修订这部《大明律》,他专门让刑部官员把每一条律令都写下来挂在寝宫墙上,随时随地揣摩。
但和大明朝绝大多数政策一样,朱元璋都犯了同样的错误,过于自信和自我。严重忽略了自然规律,天真的认为所有事情是一成不变的,然后给子孙后代定下了规矩,不许改变他定下的律法。
于是大明二百多年中再也没有修订过《大明律》,遇到了实在缺失又不得不使用的律令,后代皇帝只能以颁布圣旨的方式,在《大明律》之外添加临时条例做为辅助。
洪武三十年《大明律》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唐律》的影子,成了一部新的律法。以《名例律》冠于篇首,按六部职掌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
可是到了万历十三年,各朝皇帝临时添加的条例就达到了1000多条,各地官员在判案的时候必须以律、例两种法律文件为基准。
如果这三种法律文件的方向一致也没什么大问题,可它们的颁布时间相差了几十年甚至百年以上,目的又不尽相同。使用起来经常会有冲突,给官员造成不必要的迷惑,更让百姓无所适从,根本不知道什么违法、什么不违法。
另外朱元璋在制定法律的时候留有非常不可告人的私心,也就留下了很多后门。
比如在开篇的《名例律》中规定了八议制度,明文规定议亲(皇亲国戚)、议故(皇帝故旧)、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爵一品及文武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者)、议宾(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有法律特权。
在这些人犯法之后司法机构不能擅自审问,必须先密报皇帝等待批示。有没有一种感觉,后世的法律在这一点上与朱元璋的出发点很相似,有罪没罪不取决于法律条款,而是听领导意见。
朱元璋的本意是用这部《大明律》让朱家世世代代掌权当皇帝,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把国家治理好。为什么说他天真呢,因为他把顺序搞反了,先要把国家治理好,才有可能世世代代掌权。
实际上天真还是比较客气的评价,说是不学无术更恰当。浑身充满了底层的狡黠,缺乏大智慧和心胸,属于时势造就出来的怪胎。
也正是这部《大明律》,才造就了大明王朝变态的官员和官僚士绅集团,让法律成为这些人强取豪夺的工具和借口。
在得不到任何保障的前提下,除了少数既得利益者,谁会真心认为自己属于这个国家?谁又会真心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出力呢?
大家无非就是混口饭吃,你拳头大胳膊粗,咱们干不过你只能听命。但只要你哪天倒霉了,咱们不光不会帮你,还会反过来帮着你的敌人揍你。
这就是为什么上亿人口的国家,会被百十万人口的女真轻易推倒的根本原因。
与其说大明是被大金所灭,不如说大明是被自己的百姓抛弃了。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崇祯皇帝死的一点都不冤,他是在替祖宗还债。
第740章 越讼
洪涛当然不想还债,也不认为祖宗做的事情就一定正确,所以有碍国家发展的政策就必须改。谁敢再用朱元璋的话当借口,那谁就可以去矿山里挖石头了。
即便因此把国家拆散、把自己玩死,也必须去做,这就是当皇帝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因为怕而不干,也不能因为麻烦而退缩。
事实上真不怕死的人挺多,但真不怕抄家苦役的人却没几个。当景阳皇帝宣布要重修《大明律》时,朝堂上的反对之声能把瓦片震下来,有几位翰林院和六科言官甚至上疏大骂皇帝不忠不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