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4章 历史该由人民书写

　　“奴婢不太明白，写史为何要去全国行走，只要能跟在万岁爷左近，奴婢定会兢兢业业不敢松懈。要是……要是能入文渊阁看看藏书，此生无憾！”

　　听到皇帝有准许自己正大光明写史书的意思，刘时敏激动得连御赐的面条都不吃了，舔着嘴唇提出个让王承恩和陈矩都咬牙瞪眼的过份要求。

　　文渊阁乃皇帝的私人藏书馆，里面有无数孤本珍本，内阁大学士想进入看看都要趁着皇帝心情好请示，岂是个小太监能奢望的！

　　“文渊阁自是去得，古人的书再好也不是本朝见闻。朕不希望你按照古人的想法去写史，一个民族真正的历史不是由皇帝和大臣们创造的，而是千千万万百姓的生活。

　　你去各地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百姓们都在吃什么、穿什么、想什么，那才是真正的史料。朝堂里除了尔虞我诈的谎言，你什么都看不见、听不到。

　　千古一帝又如何？你也是看过史书的，秦始皇在位37年，打了37年仗，百姓苦不堪言；楚汉相争，人口减少一半，死的多是百姓；汉武帝在位53年，打了35年仗，重徭役重赋税，民生凋敞，仅仅一副罪己诏应付了事；李唐为了当皇帝杀死亲兄弟逼退父皇，后宫干政祸乱上百年，百姓死伤无数，三不存一。

　　可就是这些人被史官描绘成了千古一帝，光鲜之处大书特书，丑恶嘴脸一笔带过，甚至干脆不提。要是不说实话，写史何用？史官何用？翰林院里有的是饱读诗书的五经博士、熟读史书的编撰，朕随便找几个来编就是了！”

　　但在如何书写史书的问题上洪涛并不认同刘时敏的想法，或者说不同意历朝历代的做法。为了身后虚名，敢做而不敢当，毫无廉耻，极大拉低了道德底线。

　　长此以往会让说谎变成普遍，皇帝骗官员、官员骗皇帝，皇帝和官员一起蒙骗百姓，百姓反过来再糊弄朝廷。本来应该分工合作的社会各阶层，因为失去了基本信任逐渐变成敌人，国将不国。

　　这个道理不是洪涛发明的，也不是他总结出来的，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懂。只是为了眼前利益和能力所限，知道也不改，还得变本加厉。

　　毕竟说瞎话骗人要比干实事引导来的快捷、方便，只要抓紧军队和舆论，坚持不懈的洗脑，百姓分辩是非的能力始终赶不上编瞎话的套路，同一个瞎话过几年再用一次依旧好使，永远记吃不记打。

　　但这样一来，对社会发展会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老百姓愚昧、孱弱，确实好统治，但也失去了创造性，一代一代遗传下去，时间越长民族越弱。

　　光靠能看清未来的皇帝没用，看的再明白、指的方向再准确，也得靠大部分国人一起努力推动，国家和社会才会前进，富有创造性的国人越多前进速度越快。

　　想改变这一切只有一个办法，从根本上减少欺骗，建立基本信任。但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难，主要是时间长、习惯难改。需要整整一代人不停坚持说实话，放弃相对容易的撒谎，与人性中的恶打持久战。

　　但从某种角度来讲又非常容易，不用号召每个人都自觉摒弃恶习，只需皇帝带头当榜样，再以此来要求朝廷官员遵守。

　　只要朝廷里弥漫的撒谎习惯被去除，各地官员就只能跟着改变。同理，只要官员们改变了，各地百姓必须也只能跟随，没办法，群体通常都是愚昧且盲从的。

　　这种方式肯定有成功的先例，因为古人给它起了个名字，上行下效！同时古人也有失败的教训，所以才造出积重难返、法不责众之类的词汇。

　　但在洪涛看来，这些统统都是统治阶级用来推诿的借口。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一件事，只要统治阶级想改、且带头改变，就没有办不到的，不存在例外！

　　“……万岁爷要仿效古礼？”听完皇帝的长篇大论，刘时敏有些不敢相信。实际上皇帝所说的史书记录方法并不是独创，早在秦以前就存在过。

　　当时的史官是一份非常崇高的职业，没有啥大权力，却在精神上极端富足。他们所记录的史料任何人都不能看，更不能改，哪怕是皇帝也一样，怎么记的就怎么保存。

　　但秦始皇完成大一统之后，利用谁都无法制衡的权力把史官这个工作给消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饱读诗书的应声虫，只要一提杀头，再辅以升官发财，让咋写咋写，还主动渲染。

　　其后的汉朝、唐朝、宋朝也都揣着明白装糊涂，还变本加厉把手段弄得更巧妙、装扮得更高尚。到了明朝，干脆连起居注都不让写了，想知道当时的情况只能去翻野史、杂史，各种孤证无法比较，雾里看花。

　　后世在史学界里有句话，秦汉之后无史！不是说这段时间没有历史，而是史料的可信度大幅降低，通篇充满了对统治阶级的赞美。黑的说成白的，丑的说成美的。以史为镜，当镜子变成了哈哈镜，再去照就没啥借鉴意义了。

　　现在景阳皇帝居然要主动恢复古礼，让史官重新成为独立且高尚的职业，刘时敏听懂了可不敢相信，又极为憧憬，哪怕陈矩一个劲儿使眼色还是忍不住追问。

　　“也是也不是！古人专门盯着皇帝的一举一动，朕不习惯身边随时跟着个影子。你可以去民间游历，看看大好河山的壮美，体会下百姓生活富足与否，也能间接体现出朕和朝臣们的德行。

　　普通人提高自身修为，严格要求自己品格高尚，大善！但帝王光品格高尚远远不够，不能让社稷稳固、百姓富足，个人修为再高也是昏君。

　　真正的历史不是看皇帝读了几本圣贤书、说了几句至理名言、诛杀了几个贪官污吏、祭拜了几次天地，而是要看治下百姓过得怎么样。”

　　古礼？那可不成，洪涛不介意让世人评价自己，但坚决不想去当圣人。更何况作为皇帝，从登基到驾崩，只要呼吸不停止，阴谋诡计就不能少，基本没谁敢晒在太阳下面，包括自己。

　　“万岁爷以为奴婢能担此重任？”从民间角度记录史料可是个新课题，刘时敏有点不知道该从何入手，原本爆棚的自信心瞬间有些瘪了。

　　“朕没规定时限，只管去做就是了，做多少算多少。陈矩，给他找个合适的职务，品阶不用太高，能在各省走动为优，花费让朱雀想办法，不许走内帑。”

　　看到门外快步走来的王安，洪涛知道又有事情需要自己处理，也就不再和刘时敏闲聊了，做好安排示意陈矩带着刘时敏可以走了。

第175章 无奈的决定

　　“万岁爷，福建巡抚奏报，五月以来，漳州府、泉州府、兴化府连降暴雨，建宁府多处山洪暴发，当地民众死伤过万。沈阁老问过户部，各州府存粮多已调往陕西、陕西、河南等地，无力再赈济福建。”

　　王安带来的不是好消息，继初夏北方各省爆发严重旱灾，进入夏天之后，南方各省又遭遇了水涝。户部面对越来越多的援助请求表示无力支应，内阁更干脆，连建议都不提了，直接把决定权扔给了皇帝。

　　“好一个存粮告罄无力赈济……这是要逼着朕执行《赈灾新法》。看来有些人已经做足了准备，打算趁着国难大捞一笔了，真狼子野心！”

　　福建发洪水的消息有可能夸张了一些，但洪涛相信不是全假，也确实需要朝廷帮忙。但有关各省州府库存粮食全都捉襟见肘的说法，就非常耐人寻味了。

　　两个月前，当北方各省旱情严重时，内阁里就有人主张启动《赈灾新法》，但被自己否决了，理由是灾情并不如当地州府说得那般严重，稍微从南方调配一些粮食过去救救急完全能应付到秋收。

　　刚过了两个月，就又有人拿当初皇帝的决定来做文章了。不是不肯启动《赈灾新法》吗？看看，后果很严重吧！粮食都调到北方去了，南方一旦遭灾，朝廷只能眼睁睁看着当地百姓饿死，责任全在皇帝！

　　那到底该不该启动《赈灾新法》呢？这个问题此时已经不在其本身了，而是延伸到了其它方面，比如说粮价，还有部分朝臣与皇帝之间的权力争夺。

　　当初主推《赈灾新法》时，六部九卿外加内阁大学士们的态度很微妙，从一开始的坚决反对到后来的欣然应允，思想斗争过程只经历了短短半个时辰，一反本来的守旧做派，接受新事物那叫一个快，一个干脆。

　　在他们的影响下，更多朝臣加入了拥护行列，且大书特书，交口称赞皇帝此举利国利民，不敢说千年一遇，也是非常高明的政策。

　　难道说新法真的能解决各地灾民的根本问题？做为新法的设计者和发起人，洪涛可以很负责任的讲，此举顶多称得上是朝廷赈济的有效补充，既不能治病也不能除根，补丁而已。

　　那么问题就来了，朝臣们为何如此热衷新法，一年以来只要遇到天灾总有人提议启动，难道说离开新法灾民们就活不下去了？

　　古人云，天下攘攘皆为利来，天下熙熙皆为利往。但凡出现找不到理由的共同追求，那就不用瞎琢磨了，只需在其中寻找获利的可能性即可得到答案。

　　粮食，洪涛就找到答案了。赈灾新法的核心内容表面上看是改变了传统的官方运输方式，减少损耗提高效率，但本质上只有一个关键点，粮食！

　　无论何种赈灾粮，也不论从哪里运到哪里，总得先有粮食，才涉及到运输成本以及发放效率问题。

　　明朝官员们别看搞对外贸易一个个全和村里的傻蛋差不多，总是被坑，但要是论起在钻国内政策空子、大把大把捞好处的本事，必须世界第一！

　　他们在皇帝提出这套新法时就敏锐的发现了其核心，同时还找到了可利用的赢利点，那就是粮食。

　　找商人购买粮食再运到灾区，由当地宗室核收收购保管发放，确实能减少损耗、压低成本、提高效率，对国家、灾民和皇帝都有好处，唯独对部分官员是损失。因为他们无法再从大批粮食采购、转运、分发环节中动手脚了。

　　自古以来雁过拔毛都是为官之道，仅凭一则《赈灾新法》就想彻底根除，不光是侮辱了官员们的智商，也把皇帝当成了小儿。

　　没错，洪涛压根儿就没指望《赈灾新法》能解决问题，之所以费劲巴拉的弄出来，还与朝臣们磨破了嘴皮子玩命推销，目的只有一个，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个不谙世事、表面聪明、其实很傻的草包，从而放松警惕、大胆出手。

　　以目前的局面，自己还无法大刀阔斧的对朝廷官员进行任免，即便心里清楚或者抓到某些人的把柄，对关键岗位也力有不逮，强行撤换非但起不到作用还会引发更激烈的斗争，且毫不占优势。

　　但有个例外，如果谁真敢跳出来行天下之大不韪，那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下手了。此时官员们就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化成了几个小集团。

　　该落井下石的不会手软，该做壁上观叫好助威的也不会收声，甚至还会推波助澜，恨不得借助皇帝的手把敌对势力一网打尽，借机让自己的势力占据更多位置。

　　就这么简单？没错，人类在社会活动当中常用的手段其实就那么几种，翻来覆去演变了几千年但核心依旧，无非就是改个名字、换套**。

　　而应对之策也就几种，同样翻来覆去用烂了照样有效。无它，这就是人性中的贪婪在作祟。只要遇到有便宜可占，大部分人的智商立马下降好几个档次。如果对手再孱弱一些毫无威胁，基本就不考虑危险了，满脑子全是收获。

　　“先拖一拖，做出朕左右为难又不太坚定的样子，让他们看到希望。距离秋收还有三个多月，时间越少他们就越急，忙中出错才好收网！”

　　洪涛本来没想这么快下手，预计怎么也得等上两三年，再赶上个几十年、上百年不遇的大灾做契机，才好把戏份做足，坑挖得更深，最终来个一网打尽。

　　不承想自己有耐心等，旁人却有点等不及了。这样也好，先给他们个深刻的教训，顺便再捞一把回来，正好派到别的用场上去。啥叫刚想瞌睡就有人递枕头？前几天还在为某个大工程忧虑钱粮不足，这不，巴巴的送上门来了！

　　“万岁爷，如此一来灾民们该如何是好？”

　　王安是知道这个计划的，且一直负责监控各方动作，听闻皇帝要收网了，既为遇到了一位聪明主人高兴，也有些忧虑。皇帝和大臣博弈，可最终倒霉的还是百姓。

　　“……两害相较取其轻，朕现在只能顾得将来，救不了当下。通知袁可立和李贽，此举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做事一定要小心谨慎，臣不密则失身！”

　　为什么每个朝代里都有大臣因为劝诫皇帝而被砍头、抄家、罢官、流放呢？看看此时的王安就明白了。皇帝也不是神，在很多时候必须有取舍，被舍弃的往往都是百姓。

　　可有人非要抓住这一点做文章，还公开提出来打脸，不被针对才怪。这就是人治的副作用，一切对错没有固定标准，完全靠掌握权力的人自行决定。

　　说你对，不对也对；说你错，没错也错；还别不服气，让谁干这个差事最终都是同样的结果，除非不是人，或者刻意摒弃人类该有的七情六欲。

　　巧了，洪涛来回来去穿梭在各个时间段之间，从属性上讲基本上已经不算人类了，再经历过各个阶层的磨砺，七情六欲已经十不存一，还愿意设身处地分析所有人的初衷，王安的脑袋才得以保住。

　　“你们这群杀才，就该像太祖那样剥皮萱草、抽肠涮肉、死有余辜！”

　　皇帝说的确实有道理，王安一想起要有成千上万灾民因为官员们的捣乱而被饿死，心中就有股无名火蹭蹭升腾，刚离开北校场就开骂了。

　　他是雄县人，那也是个河流密布经常闹水患的地方。当年如果不是家里遭了灾，为了活命被卖到京城，现在没准都当爷爷了。

第176章 粮荒

　　景阳4年夏，黄河以北各省旱情加重，多条河流断绝，而江南则大雨连绵，山洪不断，尤以福建为甚。面对此种局面，朝廷大臣们轮番上奏希望皇帝能及早启动《赈灾新法》，从江浙、湖广等地采购粮食赈济灾民。

　　经过多次交锋，皇帝终于开了金口，从内帑拿出三百万两白银用于采购赈灾粮，以平价卖给殷实富商，由其按照与官府的约定按期运到指定地点，由宗室核购、存储、发放。

　　旨意刚出，朝野上下顿时一片赞誉，大到内阁六部小到州府县官，纷纷上疏要给皇帝加尊号，连一向不对付的《半月谈》和《东林旬讲》也摒弃前嫌，比着把皇帝夸出了花儿。

　　更有甚者，多地的山贼、响马也来凑热闹，公开提出不打劫运粮的船队和车队，要是商人们不介意，他们还可以提供护卫。

　　一时间大明帝国仿佛焕发了青春，沉疴旧疾一扫而空，上下一心、君明臣忠，好一派欣欣向荣、盛世来临的画面。

　　可惜好景不长，短短半个月，一封封奏报像雪片般的飞向了北京紫禁城。各地负责采购粮食的官员异口同声向皇帝诉苦，拿着银子却买不到粮食，江南好几个产粮区的余粮早在春天就被收购一空！

　　更糟糕的是随着朝廷大量采购粮食的消息，各地粮价正在飞涨，一日比一日高。不光灾民们吃粮无期，连带着本来不缺粮食的地区也跟着闹粮荒了。百姓怨声载道，谁再提皇帝英明神武，当场就会被啐一脸。

　　城西金城坊东街的一座小院里，身穿常服的杨涟、顾大章、左光斗、杨嗣昌、金世俊围拢在石桌旁，对着一桌酒菜面色却有些沉重。

　　今日正好赶上休沐，杨涟提议约上几位平时比较谈得来的同科聚一聚，在杨嗣昌租住的小院里准备了几样小菜和一坛酒，除了放松之外重点还是想聊聊近期的工作，尤其是《赈灾新法》所遇到的窘境。

　　“伯钦，常熟县无旱无涝，土壤膏沃，稻米一年可收两季，可曾有过如此景象？”

　　新法到底遭遇了什么困难，做为礼科给事中的杨涟很容易打听到详情，但他想不明白，为啥曾经的产粮地却没有了粮食。

　　“湖广熟天下足，文儒的家乡才是膏腴之地，为何如今也拿不出富裕？”被点名问起家乡的异状，还是不太露脸的问题，顾大章有些恼怒，当下反唇相讥了回去。

　　“……”杨涟有些语塞，他确实往家去信问了，但路途遥远还没有答复，这才随口问了顾大章一句，没想到又被反问了回来。

　　“非天灾也！”这时背向院门端坐的微胖男人说话了，部分解了杨涟的尴尬。

　　“文弱兄此言何意？”可惜杨涟没领情，转头继续追问。

　　说话之人也姓杨，名嗣昌，字文弱，还是湖广老乡，武陵人。别看年纪比杨涟、顾大章、左光斗、金世俊都大不少，却同是景阳三年丁未科的进士，还都是二榜，并全留在了北京。

　　更有意思的是，杨嗣昌的父亲杨鹤也参加了这次会试，同样中榜，但比儿子成绩差，是三榜同进士出身，被派到山西当知县去了。

　　“杨某家中有些田亩，建有粮仓，两月前家父来信说有人大量收购余粮，无论新米陈米皆要，价格给的不错。现在看来，各地无粮可售恐非没有粮，而是不知被何人提前囤积。”

　　杨嗣昌的消息来源也不太新鲜，他家是个大地主，恰好赶上有人大肆收购粮食让杨家赚了不少。杨鹤写信的时候带了几句，此时成了推理的依据。

　　“该是九江粮商所为，小弟家中每年都有他们的身影，克扣斤两、压低粮价，无恶不作！”杨涟的家乡在德安府应山县，虽然没有杨嗣昌家那么富裕也算个小地主，对买卖粮食并不陌生。

　　“文弱兄所言不假，小弟家乡情况更甚，在去年秋课之后就有外人串走乡村大量收粮，各地运粮的船只在运河里排了十几里长，旬月有余才慢慢散去。”说到收粮的事情顾大章也有同感。

　　常熟距离无锡不远，那里是明代最大的米市之一，江浙一带的稻米除了运往北方之外，能流入市场的大部分会在此交易，很有代表性。

　　“不错，小弟家中去年也来信说过此事，老父守成不愿多卖粮，三哥激进，觉得应该趁价钱高多卖些。现在看起来，还是家父所见深远呐。”

　　说起粮食问题也不能少了左光斗，他家在安庆府桐城县桃花山下，虽然称不上鱼米之乡，也是不愁吃喝的好地方。当地有张姚马左方五大家族，左家排在第四，且人丁兴旺，田地自然不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