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大宋的人间烟火
华夏的历史长河，于上古传说的泉眼中发源，在三皇五帝的雨露浇灌下汇涓成溪；流过孤寂神秘的夏商，于东周鼓荡起百家争鸣的离散涛声；至秦骤然一统成急促湍流，澎湃中怒流出蓬勃两汉；又裂成魏蜀吴三道飞瀑，迸溅无数刀光剑影，却齐齐沉入晋的深渊，被南北朝的两岸连山劈砍得曲曲折折；崎岖跋涉了不知多远，经历过隋的波澜，才汹涌成唐的瑰丽壮阔……
在涤尽了五代十国的浊浪后，终于流淌出一段风正潮平的慵懒岁月，每一叶船帆里都卷着儒雅的酒气书香，每一道涛声里皆酿满温热的人间烟火。
这就是宋。
从《水浒传》《三侠五义》到《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从《杨家将》《包青天》到《少年包青天》《大宋提刑官》，我是在这些文学、影视作品的熏陶下长大的，很难不对宋朝产生兴趣。
后来我接触了不少历史书籍，尤其是吴钩老师的“说宋”系列，让我发觉历史上的宋朝和文学作品中的宋朝有很大差异。我发自内心地尊敬和感谢这些宋史研究者，他们的著作和研究成果让我的寻宋之旅变得平坦了许多。这段历史是诸位宋史专家耕作和收获的田野，而我是个玩心极重的顽童，无法像他们一样专注于田野里一茬茬的麦穗，我的注意力总被突然蹦出的兔子或蚂蚱吸引，以至于没收获多少正儿八经的麦子，但得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体验。
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前世是一名说书人，像拾荒者一样穿行在历史夹缝里。在无人注意的历史角落，总会碰到让我感到稀奇的人和事。我很珍惜这样的相逢，并执着于把它们编成故事，讲给别人听。
宋，是一个可敬而又可惜的朝代。
可敬之处，在于它是中国最重经济文化的王朝，商业繁荣，文化昌盛，甚至有了十分健全的福利制度，比后世的明清两朝更接近于近现代的社会风貌。
例如，宵禁制度。中国早在周朝前就有了宵禁，对夜间出行的人实行严厉的处罚，这本身就代表了对百姓自由的禁锢。而到了宋朝，随着商业繁荣，这种束缚有了明显的放松。
先是宋太宗时期仿照武则天时的旧例，解除上元节宵禁，到宋仁宗时进一步放开，明定开放宵禁的时间放宽到冬至日起，而其他时段的宵禁也一度废弛，使得东京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不夜城”。
与此同时，坊和市的束缚被打破。东京城的坊墙被拆除，市场也不再限制开放时间和地点，取而代之的是街巷的繁荣，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其城市化率也胜过明清。
宋朝的城市化发展体现在诸多方面，本文中提及的“潜火队”
“望火楼”，就是宋朝消防设施的缩影。而猫、狗等宠物在宋朝也极为流行，给宠物制作、穿戴衣物，更是司空见惯。餐饮方面，东京七十二家正店不仅有官方认证，其菜品和服务更堪称古代“五星级”标准。几乎每一家正店都有招牌名酒，且把广告打得全国知名。
我觉得正是宋朝的城市化进程和自由开放的程度，让《三侠五义》《天龙八部》等武侠故事有了立足的土壤。如果一到晚上就开始宵禁，一座座坊、市成为封闭的堡垒，市井之地又怎能连成一整片江湖？再跳脱的侠客，在一片死水里也闯不出精彩的传说。
我在本文最想刻画的，是宋朝福利制度的萌芽时期。
神宗时期东京城外有九厢十四坊，而本文中的“安济坊”乃是杜撰，非官方设置。历史上的安济坊、慈幼局（慈幼院），本都是宋朝的慈善机构。本文中由医馆发展而成的“安济坊”，属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慈善机构，是后世安济坊的前身。
宋时的福利制度覆盖了方方面面。第一是鼓励生育，抚养幼童，凡孤儿或者父母生了孩子弃养的，有官办慈幼局照料；第二是医疗保障，若无钱看病，或者孤老无依，则有安济坊治疗收养；第三是公墓义冢，若亡故后无人收尸，抑或逃难的灾民倒毙于异乡，则有漏泽园可以安葬。
然而健全的福利制度也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极大损耗了变法取得的经济成果，加上许多地方流于形式，最终令一个封建王朝负重累累、国力大损。但无论如何，宋朝早在近千年前，已经面对过“福利社会”的一些难题。
徽宗和蔡京大力推行福利制度，也许有沽名钓誉的成分，但我相信在福利制度的萌芽期，总有那么一批年轻人，满怀赤忱之心，以他人的苦难为自己的伤痛，以他人的安稳为自己的责任，进而将慈善救济当作终生事业，亲力亲为，去实践那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除了社会制度的先进，宋对人的个性宣扬也值得关注。
我经常因为喜欢某个历史人物，就痴迷于查询和他相关的各种资料。比如新旧两党的旗帜人物王安石和司马光，对他们好奇的初级阶段，是根据他们在不同时期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去构建他们在我心中的形象。后来发现这两位大佬对宋朝的影响从北宋持续到南宋，他们的历史形象也随着新旧两党在朝中地位的变化而变化。从古至今有太多人评论他们，然而大多评论者的倾向性却十分明显。如果能够建一个粉丝群，把这两位大佬的历代狂热粉和黑粉都拉进来，场面一定会比世界杯决赛还要热闹。
我自己也会把个人好恶有意无意地带入文字，但我并不讳言这一点。作为一名功底浅薄的历史爱好者，我自知无力评述这两人在政治上的对错，但不论他们执政时的功过如何，从私德和才华来讲，两人无疑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辉，足以照耀千古。
宋朝对人的尊重，尤其对文人的尊重足以让现代人刮目相看。郑侠在大旱之年上《流民图》，用自己的头颅为注，要求罢免王安石，这在当时也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件。以郑侠的私人身份而言，是“背刺”了自己的老师。作为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名义上的元凶”，郑侠所遭到的报复，也仅仅是被贬英州十二年——如此“温和”的政治报复，放在其他朝代几乎难以想象，在宋朝却比比皆是。
当然，宋朝也有许多可惜、可悲之处。
除了军事上的羸弱，宋对于反叛和起义也表现出了明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两宋发生农民起义次数之多可谓空前绝后，一方面在于宋朝贫富差距大，士族对庶民的剥削十分严重，这才有许多人被“逼上梁山”；另一方面在于宋对于起义的态度较为软弱，“招安”成为官府应对匪患的常见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造反的纵容。
此外，宋朝其他犯罪行为也极为猖狂，人口拐卖更是司空见惯。连宗王的女儿和枢密副使的儿子都有被拐的记录，可见人贩何等猖獗。
本文“郡主失踪案”改编自一则历史传闻，宋代洪迈编撰的《夷坚志》记载了一则逸事：宣和六年上元节，一名宗王家的族姬真珠在宣德门前被拐，第二年三月，有都人春游时，在郊外发现一顶破轿，真珠在轿中哭泣。原来真珠被拐走后，先遭痛打，被关在密室里养了月余的伤，又遭奸污，并被卖给一家富户为妾。那富户后来得知了她的身份，生怕官府追究，趁晚上将她弃于郊野，她这才侥幸保住了性命。
这宗骇人听闻的拐卖案在明朝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中也有描述，见于卷之五《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中，其情节和《夷坚志》基本相同，不过故事发生的时间被放在了神宗朝。
本文也沿用《二刻拍案惊奇》的说法，将时间放在神宗朝，并将真珠设定为安定郡王之女。但根据《二刻拍案惊奇》中的文字描述，基本可以判断故事取材于《夷坚志》，发生时间在徽宗朝的可能性也更大。因为《二刻拍案惊奇》中将真珠称为“真珠姬”。宋朝是从徽宗朝开始，公主改称“帝姬”，郡主改称“宗姬”，宗室女改称“族姬”。如果故事发生于神宗朝，真珠不会被称为“真珠姬”。
按照宋朝爵位制度，亲王、郡王家的女儿一般只能被封为县主，本文中真珠为郡主，是为了提高其身份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并对应《夷坚志》中的“真珠族姬”，可以视为特例。
《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中还讲了神宗时另一桩拐卖案。主人公是枢密副使王韶家的十三郎王案，元宵节夜里他随家人去看花灯，却不慎被贼人掳走。结果，他不仅借宦官之手成功自救，还面见当朝天子，并留下线索抓住贼人。
“十三郎五岁朝天”取材于南宋《程史》中的“南陔脱帽”。《程史》是岳飞之孙岳珂所作的朝野见闻杂记，而“南陔”是王案的号。本文也参考了这段史料逸闻，并将“十三郎五岁朝天”事件放到了熙宁七年。《程史》对该事件发生的时间描述不详，仅说是“神宗朝”。若按照其他史料，则这段典故的发生时间有矛盾之处——王案出生于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他五岁时为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其父亲王韶于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被贬出东京，且于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去世。如果王案生年记载正确的话，“十三郎五岁朝天”的故事根本不可能发生。
按照另一种说法，若王案的生年是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到熙宁三年之间，则“十三郎五岁朝天”就很可能真实发生过，而发生时间只能是熙宁七年到熙宁九年（公元1074-1076年）之间，这段时间王韶在东京任职。
这个案子震撼到我的，除了宋朝人贩子的猖狂，还有宋朝神童的聪慧。这样的奇事真的是五岁的孩子干得出来的？
《大宋悬疑录》系列刚动笔的时候，我家的小皮猴还在妈妈肚子里，如今《貔貅刑》出版在即，小皮猴已经五岁，和当年的王案一样大，带他外出游玩时，我得用一大半精力防着他自己跑丢，并给他配备了防丢定位神器。
我把“十三郎五岁朝天”的故事讲给小皮猴听，他的听后感是：“如果我被人拐走了，就把定位器粘在人贩子身上，带警察叔叔去抓他。”我问他：“被人贩子抓走了你怎么跑出来？”他对此十分疑惑：“人贩子看娃比爸爸还厉害吗？”我被他问得哭笑不得，毕竟是我千叮万嘱告诫他不能乱跑，否则很容易跑丢。很显然，他对自己在大人的看管下跑丢的本事十分自信。
这让我愈发觉得“十三郎五岁朝天”不够真实，倒不是我不信世上有如此聪慧的神童，而是我不信世上能有如此从容不迫的父亲。我和家人带孩子外出时，一刻都不敢让他脱离自己的视线，我家小皮猴仅有的两次跑丢的经历，都是在自家小区内玩闹时发生的，立刻惹得全家出动，十分钟内把他寻了回来。我根本不敢想象如果他是在某个人山人海的景区跑丢，作为父亲会着急成什么样子。然而《程史》中却记载：“襄敏（王韶谥号）讶其反之亟，问知其为南陔也，曰：‘他子当遂访，若吾十三，必能自归。’怡然不复求。”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父亲会有的反应，即便王韶是经历了大风大浪的帅臣，即便他知道自己的儿子聪明神异，也不可能在丢了儿子后如此镇定。我只能将这段描述，当作《程史》为了体现王韶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而做的文学加工，并在本文中，把王韶得知儿子丢失而没有报官的行为，解释为他深思熟虑后所行的权宜之计，在他人面前强装镇定，私下却派人在全城搜寻。
本文中的“雪柳烧伤案”亦有原型。宋朝的社会制度相比前朝有很大进步，奴婢已经不被当作牲畜一样对待，但其人权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关于买卖奴婢妾侍的纠纷，《宋史·王安礼传》中讲述过这么一段故事：
宗室令腓以数十万钱买妾，久而斥归之，诉府督元直。安礼视妾，既火败其面矣，即奏言：妾之所以直数十万者，以姿首也，今炙败之，则不复可鬻，此与炮烙之刑何异。请勿理其直而加厚谴，以为戒。诏从之，仍夺令腓俸。
王安礼是王安石的弟弟，他在权知开封府任上时，曾碰上这样一桩荒唐案子：一名宗室花费数十万钱买了个妾，后来又把妾赶回去，并且向官府上诉，要求追回买妾的花费。王安礼见妾侍的脸被火灼伤，就上奏说，这名妾侍之所以值数十万，就是因为姿色出众，现在被烫伤毁容，无法再卖，跟炮烙有什么区别？不仅不能答应其非分要求，还应该严加惩戒。皇帝听从了他的上奏，并夺了该宗室的俸禄。这桩案子也反映出当时奴婢的“商品属性”或者“财产属性”。
这位宗室葛朗台式的作为让人啼笑皆非，但从侧面也说明宋朝已经有了类似三包的交易保障条例，但这名宗室的诉求，就算是当今奉行“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各大电商平台都接受不了。我之所以把它写进《貔貅刑》，并非为了凸显这位身份高贵的宗室所做的荒唐事，而是为了那位被烫伤的姬妾。
这桩案子原告是买方，被告是卖方，官府断案的基本准绳是商品价值在退货期受到损毁……本案从头至尾，事事都和那美姬相关，又事事都和她无关。所以我忍不住会想，这名受人摆布的美姬，在整个事件中经历了怎样的苦痛和挣扎？她是否有心中所爱的人？她是否也是别人求而不得的白月光？
我终究是同情这位女子的，不忍放任她在命运中沉沦，给了她在绝境中反戈一击的机会（她破釜沉舟的反击，也可能出于我的强行干涉）。《貔貅刑》中另外一名婢女飞荷的命运，才是我顺其自然的结果——她的死亡虽有人在意，却无人负责。
宋仁宗年间，宰相陈执中家中一个月连死三名婢女，立马受到殿中侍御史赵拉的弹劾：“凡一月之内，残忍事发者三名，前后幽冤，闻固不少。”仁宗久拖不决，还为陈执中遮掩，引起众多官员的强烈抗议，要求严查此案。后证人供述三名婢女是陈执中的宠妾打死的，但陈执中为保住爱妾，自己承担罪名：“执中自以婢不恪，480紫焰文化悬疑小说文库010
笞之死，非嬖妾杀之。”因为当时奴婢犯错，主人惩罚奴婢致死，是不会被问重罪的。而这桩案子最终的处理结果是陈执中被罢相，贬为“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
由这个案子可以看出，宋朝对文臣，特别是对宰执级别的重臣十分优待，三条人命也只是贬官而已，陈执中丧失了中枢的地位和权力，但名义身份还是“同平章事”。本文中寿光侯府婢女飞荷被杀案，对于身为皇亲国戚的高家来说，只能算一桩麻烦事，高家以“中邪”之说搪塞父母官，又用释放被拐婢女为条件做交易，应该比较符合当时豪门打死奴婢的处理方式。
就我个人而言，创作历史悬疑小说的过程，就像在字里行间插入一根竹管，一头洞穿时空，伸向千年之前，并用一桩桩案件打通一道道竹节，另一头供读者去窥视那个古老的年代。可惜，受限于作者的笔力和史学功底，读者从竹管中窥得的斑点，不足以呈现出真实的历史。
每一个朝代，皆如一束绽放于千百年前的烟火，它的余烬簌簌落下，化作故纸堆里一篇篇零散的文字。我捧着这些余烬来搭建新的故事，不是妄图复现千百年前它盛放时的瑰丽和绚烂，而是想点燃心中浓烈的表达欲，烧出一堆小小篝火，让靠近的人都感受到人间烟火的温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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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
[←1]
司马光，字君实，是司马池的第二子，但在其族兄弟中排行十二，故称“司马十二”。
[←2]
史载司马光穴居地窖，编著《资治通鉴》。
[←3]
皇城司是宋代特务机构，“依祖宗法，不隶台察”，直属皇帝，不受三司管辖，常由皇帝信任的宦官执掌。貂珰指貂尾和金银珰，后代指宦官，首领太监被称为“大貂珰”。
[←4]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司马光给王安石连写三封信，即《与王介甫第一书》《与王介甫第二书》《与王介甫第三书》，试图阻止新法施行。王安石写《答司马谏议书》一一反驳和回击。
[←5]
北宋已有慈善义卖的雏形。《禅苑清规》中有“唱衣”相关记载，在寺庙中公开拍卖已圆寂僧侣的遗物，所得归于僧众和寺庙。附带拍卖寺院中其他物品，称为“寄唱”；向买家们介绍卖品的用途、来历，称为“唱故衣”。
[←6]
竹竿子又称参军色，本意是指剧乐舞演出时的主持人，后来被宽泛化地用来称呼主持娱乐活动的人。
[←7]
宋时，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十分完备，并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公共性专业消防机构“潜火队”，其成员“潜火兵”还需要接受专业的消防训练。城市各处都建有“望火楼”，居高临下，专门监控火情。
[←8]
《三经新义》包括《毛诗义》《尚书义》《周礼义》，其中《周礼义》由王安石亲自训释。《周礼义》原著二十二卷，今存十六卷，全文字数为杜撰。
[←9]
宋代时活字印刷未能替代雕版印刷，一大重要原因就是排版不整齐，且工匠必须识字才能参与制版。此处云济对活字材质、排版的改良均为作者杜撰。
[←10]
宋时一寸约为3.168厘米。
[←11]
因其在皇城中的方位，宋朝最高行政机构中书门下称“东府”；最高军政机构枢密院称“西府”，并称为“二府”。
[←12]
内侍官阶分六品：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门。
[←13]
无铺面的流动小商贩。
[←14]
出自宋朝张能臣《酒名记》。
[←15]
酿酒方参考《本草纲目》。
[←16]
米芾，字元章。苏轼，字子瞻。米芾十岁起临苏轼字帖，后苏轼被贬黄州时，米芾特意赶往黄州东坡雪堂拜访，遂成一段佳话。
[←17]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所载，“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樊楼’”。
[←18]
包孝肃，指包拯，其去世后谥为“孝肃”。
[←19]
宋朝为防止“终生为奴”的情况，法律规定雇佣奴婢最高为十年。但实际上豪门大户多会通过各种手段规避此限制。
[←20]
北宋开封府赤、畿县政治地位较高，赤县知县为正七品，畿县知县为正八品，而其他县的知县品级在从八品以下。
[←21]
宋朝有发达的邮传系统，铺递分三种等级，步递、马递和急脚递。“步递”传递非机密文件；“马递”负责传递官府的紧急机密文件，要求日行三百里；“急脚递”传递紧急军事机密，日行四百里，且保密等级最高。
[←22]
防虞蓑衣、火背心为宋时消防装备、防虞蓑衣通常以苇草制成.用前淋水浸湿.防止烧伤灼伤：火背心是套在身上的外衣，用石棉等材料制成，可防衣物被引燃。
[←23]
开封内外城共分八厢，各设“厢公事所”，负责片区治安、消防、缉贼等事务，其主官为“厢巡检”，属员为“厢典”。
[←24]
宋朝时的一种椅子样式，椅背与扶手等高，扶手前端突出，椅盘呈方形。
[←25]
《九章算术》中以“邪田”指直角梯形，“箕田”指一般梯形，上下底称为“畔”，斜边称为“邪”。
[←26]
北宋中叶时一斤约640克。
[←27]
观音土，是蒙脱石的俗称，一种片状结晶的硅酸盐粘土矿物质。药品蒙脱石散的主要有效成分即提取自蒙脱石，用于治疗腹泻，主要副作用是易致便秘。文中“大悲散”是药理类似蒙脱石散的一种混合药剂。
[←28]
《九章算术》称三角形为“圭田”，圭为一种上尖下方的玉器。
[←29]
延丰仓曾存储官用、军用、民用存粮，未确定承担过常平仓职能，此处为杜撰。
[←30]
《东京梦华录》载：“驾入灯山，御辇院人员辇前喝‘随竿媚来’。”
[←31]
烟火戏，烟火与魔术混合的一种表演，《东京梦华录》中所载。药发傀儡，为宋代烟火戏的一种，别称“架子火”，用花炮将折叠的纸制人物、动物射向空中，借助火药爆炸之力，使纸人纸鸟飞腾、旋转。
[←32]
指一氧化碳中毒，古人对此早有认识。宋慈《洗冤集录》云：“中煤炭毒，土坑漏火气而臭秽者，人受熏蒸，不觉自毙，其尸软而无伤，与夜卧梦魇不能复觉者相似。”
[←33]
壁虎。
[←34]
出自彭乘《墨客挥犀》卷三。
[←35]
北宋御前班直是御前当值的禁卫军，共二十四班，总称诸班直。御龙骨朵子直是诸直之一，亦为皇帝身边的五重禁卫之一，专门拿骨朵这种武器的一班护卫。
[←36]
冯京，字当世，仁宗朝进士，连中解元、会元、状元。宋神宗时曾为参知政事，后因反对变法被贬。
[←37]
宋朝人以“真庙”“仁庙”等称呼代指“真宗”“仁宗”等皇帝。
[←38]
郑侠《西塘先生文集》卷第一《三月二十六日以后所行事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