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这里是入武关必经之路“商山道”的入口，关于商山道，唐代诗人贾岛有诗形容这里的险峻为“一山未尽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

　　尽是山路，还高低不平植被茂密！旅行的人每次都是咬着牙走百余里的山路，那滋味可真是谁走谁知道。

　　因为路不好，没法骑马，也不能用马车，所以官府索性摆烂躺平，连驿站都不设了。走过这百里山路，便是密密麻麻的驿站一直延绵到蓝田！

　　颇有点鲤鱼跃龙门的意思。

　　朝廷这架势好像是在说：反正是近道，爱走走，不走滚！想驿站伺候，门都没有！

　　郑叔清官老爷的矫情病发作，走一百多里山路，万一累病了怎么办？

　　他可是要入长安掌管朝廷账目的男人啊！朝廷就等着他来拯救了！爬山走路多跌份，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在逃难呢！

　　于是郑叔清大手一挥，选择直接坐从县城里租来的马车，从南阳北上去东都洛阳，然后绕路个在陕州的水驿上官船，最后跟着官船直接水路去长安。

　　这也是一条去长安最主要的官道，不仅路平，而且可以一路坐马车。

　　问题只在于洛阳到长安这一段水路似乎不怎么好走。

　　可是归心似箭的郑叔清，觉得还是走水路更快些，最多陕州那地方，黄河水流湍急一点，稍稍危险一点……大不了到时候再转陆路嘛。

　　反正走路是不可能走路的！

　　结果等他们赶到陕州的以后，没多久黄河凌汛就来了。一行人眼睁睁河水里夹杂着上游奔流而来的碎冰，小的不用说，只是其中比较大的冰块，足以把一般船只给撞得倾覆沉没，死人翻船。

　　他们又在陕州的驿站耽误了一段时间，郑叔清又在那抱怨当初应该走武关道。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经过长途跋涉，上元节那天，他们从南阳北上洛阳后又坐马车来到陕州，在县城外的甘棠驿歇息。长时间舟车劳顿，不仅是作为孩童的方重勇与方来鹊，和当官不事生产的郑叔清，就连平日里也要回家耕田的严庄，也是累得半死。

　　只有习惯在大山里奔跑的阿段，一点感觉也没有，甚至还闲得发慌。

　　这一路极为折腾，可是他们又不能不听郑叔清的。

　　不仅是因为郑叔清是大人，方重勇还是个孩子，而且还有个不能忽视的因素：郑叔清身上有官府的通关文书，以及官员身份证明。

　　郑叔清在没有回长安述职之前，依旧是名义上的“夔州刺史”。这个身份，在旅行途中，非常好用，可以肆无忌惮享受驿站带来的便利，还不用花钱。

　　灵魂来自现代的方重勇，自然是什么大场面都见过，感觉无所谓。但严庄这个在基层厮混打滚的小吏，这才算见识到了那些驿站驿卒们在自己面前的“前倨”，以及在郑叔清面前的“后恭”。

　　这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打击。

　　在大唐，如果你没有权力，那就什么都不是！

　　这盛世只是某些人的，你有权力就能跟他们一起玩，没有权力，这盛世就不属于你！

　　上元节的黄昏，郑叔清一行人来到黄河岸边，一边是身后的驿站开始张灯结彩庆祝佳节，一边是面前的黄河河水封冻，万物寂静，夕阳下二者形成了一种强烈对比，好像他们就站在生存与死亡的边界一般。

　　除了方来鹊这样的浑人跟不需要思考什么问题的阿段外，郑叔清他们几个都是各怀心事，也没有心思在河边吹着冷风赏月了。

　　于是众人回到驿站大堂围成一桌，倒上了红莲春，又让驿卒送来烧好的黄河鲤鱼，便一边喝酒一边闲聊。

　　这鲤鱼可是周边农户凿开黄河冰面去抓的，价格不菲。哪怕是驿站内，不给钱也拿不到。陕州离长安不远，这里的驿站迎来送往的达官贵人不少，郑叔清的刺史身份没有多好用，没法“白嫖”超过官员定制规格的好菜。

　　当然，如果是张九龄或者李林甫来了，那自然又是另一番光景。

　　“严兄是河北人，听你言语，似乎河北人对朝廷颇有怨言，不知因何而起呢？”

　　方重勇一边搓着手，一边吃着鲤鱼问道。

　　这条黄河鲤鱼烧得很有地方风味，粗犷而鲜美，味道有点重，不如郑叔清请客吃“长安菜”那般精致。

　　只是胜在食材新鲜。

　　严庄看了一眼郑叔清，这位前刺史大人叹息说道：“不出这间屋子，说了也无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就算我们不说，天下多的是人会说。”

　　听到这话，严庄点头道：“武周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营州的契丹部落首领李尽忠以及孙万荣（均为赐的汉名），不满武周的营州都督赵文翙对他们的虐待，直接杀掉了赵文翙，率领本部军队打进了河北。

　　李尽忠以及孙万荣没有想到他们的搏命一击，居然在河北引发了十几万百姓的自发追随，他们的部队很快就从几千人**到了数万人。

　　在突厥的帮助下，花费了很大代价，武周大军才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把这次“入侵”剿灭，连名将王孝杰都战死了。

　　既然损失这么大，那么武周大军，在剿灭了李尽忠以及孙万荣的“入侵”后，朝廷自然要开始秋后算账。

　　于是负责“平叛”的武周河内王武懿宗便上奏朝廷，提出把参与李尽忠以及孙万荣，还有“入侵河北”的十几万民众全部杀死。

　　虽然狄仁杰等人极力阻止，而且朝廷也确实没有这样下令……但是武懿宗并没有手软，河北百姓，死伤无数，凡是被迫从贼的，逃回来都被当做叛逆，直接处决，以至河北很多地方十室九空。

　　这不过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更早的，就不必提了，数都数不完。”

　　严庄将酒杯里的红莲春一饮而尽，红着眼睛自嘲说道：“我一个河北寒门子弟，若是没有贵人提携，一辈子也喝不上这红莲春。这等美酒，只有郑使君这样的大人物才有资格享用。”

　　方重勇微微点头，看着郑叔清询问道：“这些都是真的？”

　　郑叔清犹豫片刻，最后长叹一声，微微点头道：“细节或有出入，大体不差吧。”

　　他是朝廷官员，很多话不能说太明白。事实如何，其实摆在那里，当年经历那件事的人，许多都还活着，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听完严庄的介绍，方重勇感觉，武周时期的营州之乱，看上去就像是安史之乱的“简化版”。

　　只不过：

　　那时候土地兼并还没有完全摧毁府兵的根基，朝廷对军队的控制依旧很牢固。

　　那时候天下除了河北以外，其他地方大体安定，赋税也比较轻，民间积蓄也不少。

　　那时候长安人口还没有**到今天这个地步，运河的重要性，也没有今日之迫切。

　　那时候朝廷军队处置还算得当，没有安史之乱中李隆基那种骚操作。

　　只是营州之乱，始终带着一股特别浓厚的安史之乱那样的潦草味道，都是河北边镇造反，河北百姓依附，滚雪球一般壮大！

　　从营州之乱到裴耀卿的七百万石粮食大半出河北，这些事情都是冰山一角而已。河北人对唐庭的恨，深入骨髓，代代相传，一年比一年深重。

　　河北与朝廷两看相厌，已经是现在最好的结局。而李隆基与朝廷还想着拼命压榨河北，不出事才叫咄咄怪事！

　　“郑使君将来为度支郎，可要少对河北收点税才是啊。”

　　方重勇无奈苦笑道。

　　“你是不是傻？度支郎只管朝廷的税款怎么用，那些税款怎么收，又不是我说了算。再说，我现在还不是度支郎呢！你不如当面对圣人去说。”

　　郑叔清忍不住反唇相讥道。

第一幕总结，顺便求个票

　　这本书我写得很忐忑，每一章都要查很多资料，还揪出来了很多史书上的明显错误。很多时候我不是不想多更新，是真的写不完，虽然我知道要写什么。

　　我要保证能把尽量真实的历史大势还原，而不是照抄史书，经常脑阔疼。史料是真的不能囫囵吞枣一样搬来就用。

　　比如说根据现代史学泰斗严耕望老先生多番考证的结果，夔州人口起码是食货志记载的五倍以上。

　　很显然史官受限于时代局限，忽略了流动人口对于经济的影响力，对于商品经济的理解也很浅薄。

　　史书上夔州是不毛之地，人口不过一万户。但严老先生综合其他史料考证，仅府城户口便超过了一万户。

　　那里是西南除了成都以外有数的大都会，川东在封建时期持续时间很久的经济文化中心。

　　再比如说开元末期的唐朝财政其实就已然处于崩溃状况，是依靠“拆墙”的模式，通过中央少调拨甚至不调拨款项给地方，让地方多承担财政压力，以此来实现财政的收支平衡。

　　当时的情况，已经窘迫到有些地方驿站，官府无力经营，不得不被迫转包（强行摊派）给地方大户。然后当地哪个大户接了就会很快倾家荡产，经常有人举家逃亡躲避摊派。

　　近些年出土史料里面都有详细记载，这些史书是不会直接写出来的。

　　前十万字，里面或许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都是我辛劳很久的成果。

　　第一幕的剧情半遮半掩，实际上主题就是关于唐庭税收货币化，关于调整租庸调的一个尝试。类似操作，历史上是在李林甫掌控下铺开的，但半途而废了。

　　由关税的争夺，引出李隆基的穷奢极欲，引出长安位置的偏颇，引出关中与河北的系统性矛盾。

　　这是第一幕，也是开元末年的历史大势。

　　我集中说的都是这些历史脉络，而不是什么李隆基杀三子啊，立李亨为新太子啊，李林甫上位赶走张九龄导致朝政堕落啊之类的。

　　这些都是表象，读者老爷们都知道，我就不想再以这个作为主线背景来写，都是写烂了的。

　　我要是着重写这个，那就好像是杀了这些人，唐朝就会千秋万代一样。如果按这样写，我一天能更新一万五，根本不会脑阔疼。

　　上本书，我在写的时候，关注比较多的，是历史的“剧情”，是整个大背景的故事走向。因为上本书很多读者连基本故事背景都不了解。不得已而为之。

　　而这本书，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我的着眼点，便在于历史的底层脉络。

　　尽量还原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真实的社会、经济、政治、人文形态。不仅限于长安城。

　　研究唐代经济的古代人，常常忽略了一个现代人很容易察觉的问题：他们在算经济账的时候，只算国家总量，而不算经济运转的速度。

　　只计算钱币的发行量，而不去管它的流通速度与流通领域。

　　只站在国家层面去查看国家经济是否健康，而不在乎社会基层的稳定度。（我没有借古讽今，不要关联现代谢谢）。

　　很多时候评判的标准不同，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比如说唐庭在河北的各地府库就是满的，一直都是满的，包括安禄山造反之前都是如此，从来没有说缺军粮之类的事情。

　　这样就会造成一种社会很稳定很富足的错觉。

　　但如果以此来说明河北财政状况优秀，民生状况就良好，天宝时期大唐天下无敌，都是边将故意搞事情，才会爆发安史之乱，闹得民不聊生。

　　那这就是非常错误的观点了。

　　世界上每个国家为了自己的粮食安全，同样会建立了很多大型粮仓，这些粮仓常常都是满的。

　　打比方说现在作者我本人就是在唐朝开元时期，而且穷得揭不开锅，没钱吃饭了。那请问我可以去官府的粮仓讨饭吃么？粮仓的工作人员就应该打开粮仓让我吃么？

　　答案应该不言自明吧？

　　官府是官府的，民间是民间的。

　　在“盛世”里面写乱世迹象，这本书我想应该是没有同类作品的，包括我自己写过的两本书。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全新挑战。

　　我尽量把故事说得明白，在大势里面讲伏笔讲变化，而不去纠结一些小细节。也尽量不去写一些现代人自以为是的东西，妄图可以逆转劣势的脑残剧情。

　　这种能不写，就一定不会写。

　　比如说以为自己口才好，以为自己心细如尘，抓到对手的一点小辫子，就可以去跟李隆基讲道理，跟李林甫去讲条件说服对方如何如何。

　　让本来被罢官的人可以免于罢官，可以把李林甫身边的那些爪牙玩弄于鼓掌。

　　以为掌握了一点信息优势，就能翻盘绝境。

　　这一类的故事，不会出现的书里面，一章都不会写。很多小事，都只是大势的导火索，无论怎么摆弄引信，只要没能力拆炸弹，那么不可能改变任何事情，一点都不能。

　　我所知道的绝大多数的古代故事，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的套路，因为在信息传递不畅的古代，真的很难演出来。

　　越复杂的套路，失败的可能性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