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族有自己的“邑”，即农业居民点。相对而言，在殷都范围内， 因为人多地少，族邑很密集。邑未必有级别高低的统属关系，商王都 城虽然称为“大邑商”，但在字面上也只是个较大的邑而已。
那些都城之外的部族可能占地数十里，算得上一个小邦国，它们 的主人（族长）可能有“侯”的爵位，统治区就是侯国。“侯”，甲骨 文写作旬，望楼下面的一支箭，意为担任警戒任务的哨所，所以分封 在边地、保卫商朝的部族首领就是侯。在甲骨文里，侯只能是商族人， 投靠商朝的异族方国首领不可能被称为侯。只是商朝以后的人已经不 了解这种分别。
商人的族不仅是血缘家族，也是政治和经济单位，有自己的家族 武装力量，还可以有畜牧业、渔业、手工业和商业。有些族的某种产 业较为发达，如铸铜或制骨，或者贩运某些商品，但他们仍有自己的 农庄产业，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
从神权法理上说，商王可以剥夺任何一个族长的土地和属民，但 在现实中，这种情况极少，除非该族长有明显的罪错。在商人生活中， 传统习惯法很重要，王不能随意介入各部族的事务。
有些族是历代商王的王子们繁衍出来的，由此获得一块封地和上 面的农夫，或者是从王室直辖区分割出来的，或者是新征服的，从而 建立自己的族邑。
还有些族更古老，在商朝开国之前或者在灭夏的过程中，和商汤 王建立了同盟或依附关系，从而在商朝建立后，被吸纳、同化到广义 的商族之中。从商初考古来看，当时的加盟者非常多元,分别来自岳石、 下七垣、辉卫等文化。在殷墟时代的卜辞中，商王会祭祀一些来自商 王家族之外的“大臣”，如伊尹、巫咸、黄尹，这些人应当是早期加 盟商族的各部落酋长。随着商王家族繁衍得越来越多，这些老资格的 加盟族也就变得疏远了，但仍属于商的政治和文化圈。
商人的族在历史文献里的记载很少，但在考古发现里很多。比 如，商王的甲骨卜辞经常会命令某个人去外地征战，却没有说拨给他 多少兵力，说明此人是族长（侯国之君）,理应带自己的家族武装出征， 不需要专门写出。
卜辞里常出现“多子族”出征的记载,“子”特指商王家族的子弟， “多”是众多之意。王族子弟是和商王亲缘最近的，所以他们的家族 武装也比较好。不过，一位王子繁衍几代之后，会形成一支独立的族，
殷墟范围内的各族邑分布图，圆圈中的族邑符号来自出土青铜器上的“族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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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青铜器上的部分族徽符号
就不再属于“多子族”序列了。
商代贵族重视青铜器，有些礼器和兵器上会铸造主人的名字 或宗族图腾（族徽）。一旦家族繁衍扩大，往往会分成几个不同的 家支，从而族徽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比如，加上一些小符号以 区别。
商人以族为基本社会单元，这在墓地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正所 谓聚族而居，聚族而葬，族墓地一般排列有序，族长与同族成员葬 在一起，位于靠前或居中较尊贵的位置,一般不会脱离族人单独埋葬。 男性族人往往有兵器随葬。族墓地的成员，虽然彼此之间贫富差距 可能较大，但都享有同一块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上也往往有同样的 族徽。那些被统治的农奴不可能葬入主人家族的墓地，除非作为殉 葬人。
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商人的“族”有很大的独立性和世袭性。 有些外地的族也是侯国，这属于“分封制”或“封建制”的社会规则。 其基础原理是，因社会发展程度低，交通和通信手段落后，很难采用 官僚制的直接管理方式，故而王权只能承认各商人部族或家族世袭的 权力结构，遵循传统习惯法中的权利和义务原则。商文化有残暴血腥 的一面，但内部的社会又是分权运行的。
王权与家族分封制
由于社会以族为基本单位，没有完备的政府体系，也就没有赋税 和兵役制度。殷商王室和朝廷的开支不是靠在王朝境内普遍征税，而 是由王室自己的产业承担。贵族们会向商王进献各种物品和人员，但 没有量化要求。甲骨卜辞中有各种贵族向商王进献的记录，如牛、羊、 犬、战俘、奴隶、玉石、甲骨、贝和盐（卤）等，但从未提及有额定 的赋税指标。
这种规则之下，商王需要直接管理的王朝事务比较少，其最重要 的事务是组织祭祀和战争，而商人各宗族则承担提供祭祀贡品和战争 兵员（自带装备）的任务。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正是家 族分封制而非官僚帝制时代的规则。
甲骨卜辞对祭祀的记载都很简单，一般只记载王的参与，很少记 载其他的参加者。但在实际操作中，在殷都的相关宗族应当都会有代 表出席。比如，祭祀某位先王时，这位先王后人形成的各宗族应该都 要派代表并携带祭品参加。越是祭祀古老的先王，参与者就越多。祭 祀商王家族之外的先代人物，或者河、岳等自然神，相关部族应该也 会派员参加。
一旦发生战争，商王会直接命令某个或某几个宗族参战，有时 则会集结编组。比如，“登旅万” 6,意思是召集一万人的军队，这应 当是先确定需要的兵力总数，然后向各宗族分摊兵员。有时还要编组 成三个支队，所谓“王做三师，左中右” 从春秋时代的战事来看， 各家贵族的武装不会被打散，只是被编组到更大的作战单位中。各宗 族参战，既是对王的义务，也是抢掠战利品和人口的机会。
因为没有税收体系，所以商王的宫廷开支主要靠王室自己的产 业。商王拥有很多邑（田庄），由王任命的管家（小臣）经营，收获 物属于王室私产。这些王家田庄可能分布在殷都附近，乃至周边数十、 上百里内。殷墟卜辞中经常有祈祷风调雨顺的内容，这应该主要是 商王在关注自家田庄的收成。
商王也有放牧牛羊的牧场。牧工“刍”多是战争中捕获的奴隶， 常有逃亡的记录。王家的邑设有粮库（鹿），商王时常会派人视察。 王宫内还有铸铜作坊，但规模不如宫外的大。关于商王的田庄如何经 营，虽然甲骨卜辞中有些王命令众人耕作和开垦的记录，但更细致的 管理工作应该是由基层小吏来做的。
殷墟的考古还提供了一些颇难解释的现象。比如，商王宫殿里储 存着大量的石头农具。在甲九宫殿基址旁边的窖穴E181中，出土收 割用的石刀444件；8此外，宫殿区的“大连坑”中有石刀过千，石 镰也有多处集中出土，共3640件。9这些石刀和石镰应是集体保存的 农具，多有使用磨损痕迹，使用人可能是王室蓄养的奴隶。也就是说, 这些人连属于自己的农具都没有，生存状况接近家畜。
E181窖穴的埋藏物极多，除了石刀，还有大量卜甲、卜骨、小 件铜器、大量绿松石块，以及金箔（原报告称为“金页”）和金箔制 作的“金花”。这都是王室才会有的财物，看来王室和奴隶们居住 的地方相隔并不远。
需要注意的是，只有殷墟王宫区发现有大量集中存放的石头农具， 其他任何商代聚落，包括殷墟范围内的，都没有类似发现。这意味着 在王室之外，各商人族邑并不采用标准的“奴隶制”劳动形式，而是 由各家农奴自己制备农具。
那么为何只有王室使用这种野蛮且低效的生产方式？这也是一个 历史谜团。
在以“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中，商王朝内部的阶级差异和 族群差异往往混杂在一起。都城及周边是商族人最为集中的地区，但 也会有各种来历的贱民部族，以及商人贵族拥有的奴隶。这些奴隶来 自边地战俘，随时会被用来献祭，只是我们还很难确定奴隶所占的人 口比例有多少。
离开都城越远，各地土著人群和商人的语言、风俗差异就越大。 他们多数被本地的商人宗族统治，属于人身权受限制的农奴。在商朝 势力的外围，土著人群开始有自己的首领和部落组织，他们往往要接 受邻近的商人侯国的统治，为侯国缴纳贡赋和服劳役。
这些异族首领，被称为“伯”，甲骨文写作。，其来历不详，和“百” 音形近似，有可能是商人习惯认为异族头领都是百人规模的领导，但 实际上也有大得多的，堪称“方国之君”。
“伯”并非商族人。比如，甲骨卜辞中常出现的“羌方伯”，指的 就是羌人方国的首领。周族的首领，则是“周方伯”。《史记》记载， 周文王曾被商纣王任命为“西伯”。这个称呼是有所依据的，只不过 在周灭商后，后人已不了解“伯”在商文化中的意义了。
异族方伯不一定臣服于商朝，有些还自恃险远，长期和商朝敌对。 商朝亦经常征伐这种异族方国，并用捉获的方伯首领献祭，尤其在殷 商后期，商王对此更是重视。可能商王认为，人牲的地位越高，作为 祭品的价值就越高。
甲骨卜辞显示，长寿的武丁王经常亲征异族地区，特别是西部的 羌人（今山西和陕西地区的土著居民），并用羌俘献祭。武丁王的卜 辞经常记载献祭人牲的数量，相比之下，武丁之后的八位商王都没有 这么活跃，这很可能是因为那时的献祭人牲已越来越依靠边地的侯或 者臣服的伯来提供。但亲征异族一直是商王的荣耀之举，每一位商王 都必须履行，以证明自己是合格的王者。
商王有一种军事征伐的仪式，名“步、甲骨文写作；或很，字 面意思是步行，可能是指商王全副武装带领部队行军。甲骨卜辞中有 大量王“步”的记载。在殷都时代，商王行猎或出征一般会乘坐马车， 但“步”这种古老而威严的仪式一直存在。
在少数情况下，比如身体不适，商王会指定某个贵族代替自己 履行“步”的仪式。卜辞中从来没有其他人自行“步”的记录。在 周族崛起时，周人也学习了 “步”的仪式，比如，有些文献就记载 过周武王“步”而行军，和甲骨卜辞很相似：“王乃步自于周，征伐 商王纣。”（《逸周书•世俘》）
被异族同化及传统沦丧的危险
凭借独步天下的青铜技术，早商王朝曾经扩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长江畔的盘龙城商城；但早商的迅猛扩张，也蕴 含着未知的风险。
军事上，远方的殖民城邦虽然可能足以自保，但毕竟和王朝腹地 山河悬隔，身处异族土著的包围之中，由此，商人征服者难免和当地 人互相侵染、同化，从而丢掉商人的精神内核——勇武和人祭宗教， 甚至接受诡异的异族宗教。这是盘龙城发生过的教训。更不可容忍的 是，南土的异族文化还向郑州都城倒流，污染商朝王室，引发了王朝 内战——九世之乱。外来精神污染虽然最终被肃清，但早商的扩张成 果也大半化为泡影。
商朝不可能被武力摧毁，却可能会因异族熏染而堕落。如何维持 地跨千里的广域王朝，让商族保持自己的高贵特性，是早商时代留下 的命题。对此，除了前文所述及的马车技术，武丁王还需要用其他手 段保持商王朝的文化特质，避免被异族腐蚀。
早商不仅疆域过大，殖民城邑前出太远，而且王权也过于发达, 其标志就是郑州和偃师商城庞大的城池与仓储体系。这就需要职业化 官僚团队，而“职业”则意味着脱离原生态的宗族生活，只对雇主, 也就是商王负责，从而丧失传统文化特质。
早商王权还改变了商人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偃师和郑州这两座庞 大的城池。传统的商人宗族共同体和城市生活存在矛盾，城内宗族只 能放弃旧有的农业、牧业、手工业兼营的自足模式，成为王权游戏规 则中更为专业化的人群。这是商人传统精神沦丧的起点。
在王权和官僚体系主导的社会规则中，倘若某位商王突发奇想, 要放弃传统的人祭宗教，就像郑州商城晚期曾经发生的一幕，那么, 唯命是从的官僚体系是难以起到纠正作用的——它只能充当王的工 具。幸运的是，郑州最发达的铸铜和制骨作坊都在城外，它们所代表 的群体才是商人传统的保存者,并在内战中挫败了城内欲废人祭的“改 革派”。商族传统精神离不开那些分散而自治的商人族邑，就像美国 的白人精神离不开南方种植园的“红脖子” 一样。
经过九世之乱，当盘庚迁都殷地，开始建造庞大的沮北商城，历 史似乎要复制早商时代的循环。但武丁意识到了这种危险，转而放弃 阻北商城的营建，让各商人族邑自行其是，自由发展，以维持商族旧 有的小共同体社会结构和传统部族生活方式。由此，商人的宗教文化 才能得到维护和传承。
盘龙城的腐化，以及它引发的郑州商城朝廷对传统宗教的背叛, 是武丁王的警钟。或者说，武丁的主要政策都源自对早商朝廷崩溃的 反思。
哪怕获得了马车这种新的统治技术，武丁王也尽量把疆域保持在 可控的安全规模内。过大的疆域会包含太多各色异族，而这会稀释商 族人口，从而带来诸多风险。武丁虽然四面出击，开疆拓土，但他尽 量稳定地推进商朝的势力范围，不做盘龙城那样遥远的跳棋式布局。 王朝统治的异族不需要太多，关键是献给诸神的祭品要足够。
武丁的扩张战争总是伴随着大规模的人祭典礼。那些异族俘虏本 可以作为劳作的奴隶，但人祭宗教是商王朝的精神支柱和商族获得诸 神眷顾的根源，所以，舍弃一点现实的物质利益，也要取悦诸神，维 护商文化的兴旺。
武丁王奠定了殷都的布局和之后二百年殷商文化的基调，其陵墓 虽然已经被毁弃，无法确认，但他的夫人妇好的墓穴却被完整地发掘， 由此，现代人亦可以见识商代王室生活之一斑。
注释
1《尚书•召诰》，它虽然是周人的文献，但体系是商人理念的延续。
2 韩江苏、江林昌：《〈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第312页。
3 字形摹写及隶定来自李宗焜《甲骨文字编》，中华书局，2012年。
4 郑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
5 张光直：《商文明》。
6《英藏》150正：“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羌。”
7《粹》597：“王乍（作）三自（师），右、中、左。”
8 石璋如:《第七次殷墟发掘:E区工作报告》，《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1933年,
第722页。
9 何毓灵：《论殷墟手工业布局及其源流》，《考古》2019年第6期。
10 石璋如：《第七次殷墟发掘：E区工作报告》，第722页。
第十二章 王后的社交圈
游客走进安阳殷墟博物苑（宫殿宗庙区）的大门，向左转，能遥 遥看到一位女子的大理石像，手执铜钺，全身戎装，站立在自己墓穴 的展示厅旁边。她就是武丁王的夫人妇好。
1976年，妇好墓被发掘出土，殷商王族的生活由此首次完整地 展示在现代人眼前。商王陵区的墓葬大都已被严重破坏，但位于宫殿 区西南侧的妇好墓却躲过了各种盗墓者的探寻，保存得非常完整。在 武丁王的甲骨卜辞里，经常出现妇好的身影，故而，这位殷商王后的 生前身后事，有很多可以讲述。
侥幸保全的王后墓
殷都王宫区西侧，是阻河溢出的湖沼。湖沼的西南有一片略微高 起的台地，在武丁王营建新王宫时，这里也出现了繁荣的聚落。它距 离王宫只有200米，在这里安家的人，肯定和王室关系密切。这应该 就是妇好的家族，她死后也埋葬在了这里。
妇好墓，长方形墓穴，南北长5.6米，东西宽4米，深7.5米。 发掘时，墓穴底部已经被地下水浸泡，很多随葬品和骨骸是从泥水中 捞出的。共用16人殉葬，墓穴底部的腰坑埋有一人，椁内、棺外埋 有八人，椁室顶部埋有四人，墓穴壁龛埋有三人。此外，还有殉狗六 只。妇好本人的尸骨已经完全腐蚀不见」在商代墓葬中，这比较常见， 很可能是受铺撒的朱砂腐蚀所致。
随葬品保存得非常完整，共有1928件，其中，铜器、玉器和骨 器都各有数百件，铜器总重量达3250斤。很多铜器上有铭文“妇好” 字样，直接证明了墓主的身份。还有铭文“后母辛”：“辛”是妇好的 出生日，用天干日起名是商人的习俗；“后母”，则是她为商王生育过 子女后获得的尊称。
在铜礼器中，仅鼎就有31件，最大的是一对青铜方鼎，高80厘 米，重量分别是256斤和235斤。至于商人最重视的酒器，则有铜辄 53件，铜爵40件，还有各种孟、觥、壶、斗、瞿、卤、罐等。比较 独特的炊器是一件三联赢，它与烧水的底座是一体的，上面有三个可 以单独取下的蒸锅（甑）。还有一件“偶方彝”，表面铸有鸟形、夔龙纹， 以及长鼻大耳的象头，器物整体像一座殿堂,顶盖如“两面坡”式屋顶，
偶方彝
三联就
双虎食人头大钺
下方有屋椽头造型，底座形似房屋的台基。
早商和中商时代，铜器表面的纹饰很少；但到妇好时代，青铜器 表面开始铸满纹饰，显示了殷商时代的艺术和技术的提升。
妇好也是军事统帅，随葬的青铜兵器有钺四把，戈91件，镶57枚, 其中的两件大铜钺有“妇好”铭文，一件有双虎食人头花纹，重18斤； 一件有龙纹，重17斤。加上木柄，这两把铜钺都会超过20斤，显然 礼仪性更强，并不适合做实战兵器。两件小钺铸有“亚启”铭文，属 于实用兵器。部分铜戈体型轻薄，是专门用以陪葬的低成本兵器。
玉器中也有兵器，其中玉戈39件，玉戚九件。玉戚的造型接近 钺，可能是为了增加新意（和铜钺造型有所区别），商人在其两侧增 加了若干道须状装饰。有两件“玉援铜内戈”，用玉作刃部，铜作尾部。 这些玉兵器的用途主要是仪式性的。
还有一件玉扳指，表面有容纳弓弦的细槽，还有钻孔用来穿绳携 带，便于戴在大拇指上拉弓开弦，属于实战兵器。
此外，玉器还有大量璧、玦、璜、琮。有些玦和璜做成了龙虎等 艺术造型。玉琮则保持着良渚文化的基本形状，也有些出现了变异， 如边缘造出扉棱。和良渚古国时期的经典玉琮（瑶山、反山墓葬）相 比，妇好墓的琮形体要小一些，也没有了良渚古国的经典神人兽面纹 饰——只有一件还有良渚兽面纹的简化遗留（编号1003）,但也有了 较大变化，比如兽面出现在玉琮的平面上，而良渚兽面占据的是棱角 的两侧。
玉戚
玉援铜内戈
妇好墓玉扳指 玉琮（编号1003 ）
商文化和良渚文化到底有多少联系？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毕 竟，从良渚文化结束到商朝建立，中间有七百多年，到妇好时代，则 是一千年。但妇好墓中出土的这些玉琮，却又似乎暗示着某些可能性。
作为女性，妇好的墓中还有玉梳两件，以及大量束发的笄，其中 玉笄28枚，骨笄499枚，笄的顶部多雕有鸟、夔龙或人形。纺织工 具则有玉纺轮22件。此外，还有大量玉质动物形小刻刀和动物造型 青铜尺，也和女红织纫工作有关。
妇好墓还出土有六件铜制“弓形器”。考古学者起初不知道这种 器物的用途，后来发现它总是和马车一起出现，于是推断，它应当是 挂在驭者腰前用来系挂缰绳的车马器。看来妇好本人至少拥有六辆马 车。此外，墓中还随葬一对小型玉马雕塑。
除上述礼器、兵器和饰物，墓中还有各种质地的工具，比如，铜 制的斧、凿、铸、锯、铲、镰、小刀、簸箕，以及“多钩形器”和“双 角形器”（这可能是挂物品用的）；石制的，则有铲、锤、杵、磨石等。
妇好墓有大量玉石雕塑工艺品，如玉雕的容器（礼器）篌°玉饰 体型都很小，属于日常的玩物，或者缀在纺织品上的装饰。有些人和 动物雕像是三维立体造型，发掘报告称之为“圆雕”，这在殷商之前 比较少见。
玉器中还有一对杵和臼，臼直径约30厘米，杵长28厘米，应该 是研磨朱砂颜料用的，纹理中渗入了朱红色，研磨面非常光润。下葬 时，这套杵臼是分离的，玉杵放在椁内，臼则是在墓穴上层的填土中 发现的。它们应当不是制作日常化妆品的用具，因为体型比较大，位 置离墓主也比较远。商人崇尚红色，在某些重要场合，如祭祀和战争， 人们可能会在脸上涂抹朱红色。这套杵臼应该是为妇好的部下提供朱 砂染料之用。
商人是用热带海洋的货贝做钱币的，妇好墓内一共发现了 6880 枚货贝。这些货贝都放在棺材内的墓主腰间位置，说明货贝是墓主人 去往天界时最重要的财物，一定要随身携带。
“后善母”铭文拓片
墓中的铜器铭文，除了 “妇好”和“后母辛”，还有一种是“后 等母”。发掘报告认为，萼也是妇好的名。其他铜器铭文，则还有“亚 其”“子束泉”等人名。他们可能是妇好的亲人或同僚，把自己的铜 器赠送给了妇好。
和王陵的对比
王陵的规格比妇好墓大得多。仅从墓穴面积来说，王陵大墓边长 多在20米左右，墓穴底部面积也会超过100平方米，而妇好墓仅接 近40平方米（7米X5.6米），要小很多，而且也没有墓道。王陵内 发现的殉人动辄过百，甚至数百（这还是被破坏之后的残余），妇好 墓则只有16人，相差很多。可以想象，如果王陵区大墓没有被破坏， 随葬品肯定比妇好墓丰富华贵得多。
王陵大墓劫余的文物，有些和妇好墓类似。比如石雕，M1001 出土有蹲坐石兽（虎首人身）像、石枭；M1500出土有石龙、石牛 和石虎各一对。它们的造型和妇好墓中的玉石雕塑有些类似，但体 型较大，长度为三四十厘米。这种石雕工艺品在后世的西周和春秋 亦很少见。
妇好墓出土铜戈91件，王陵区的随葬兵器规模则更大。比如， Ml004大墓出土铜盔超过100件（已全部破碎）,铜戈72件（多数带 约1米长的木柄）,铜矛头731件；M1001大墓盗掘后的填土出土骨 镶6583枚。这些是破坏后的残余，不代表完整数字，更可见王陵大 墓之豪奢。2
此外，王陵区的M160并非商王墓葬，它比各商王墓的规模小得 多，著名的“后（司）母戊”大鼎，便是当地村民1939年在此墓盗 挖出土。有学者据此推测，它应当是武丁王的另一位王后“妇娣”的墓。
M160只有一条墓道，1984年发掘时，发现殉38人，比妇好墓 多一倍以上；3 “后母戊”大鼎重达1600多斤，而妇好墓中最大的方 鼎仅重256斤。对比可见,这位“后母戊”的墓葬规格比妇好要高很多o 至于原因，可能是妇娇死得较晚，彼时殷商国力已经更为强大，或者 妇娣之子可能成了王储或下一代商王，所以她的墓葬要更豪华。
商王夫妻的生活
从甲骨卜辞可知，武丁至少有过三位夫人，分别是妣辛、妣戊和 妣癸。“妣”是后世商王对她们的尊称，其中，妣辛就是著名的妇好。
妇好是武丁的第一位夫人，在武丁王时期的甲骨卜辞里，她出现 过二百多次。武丁刚把王宫从河北商城搬迁到阻河南时，大约二十来
《合集》13925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