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孚于嘉，吉。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六二爻为“系小子，失丈夫”，即捕获并捆绑了男童，但成年男 人逃跑了。六三爻则相反，”系丈夫，失小子”。周人捕俘经常是偷袭 羌人的部落和家宅，所以捕猎对象会有成年男女和老弱妇孺各种人。
甲骨文的“系”字，写作彳，像一个人被绑住脖子，或者双手 和脖子绑在一起。武丁的甲骨卜辞中，有“羌系”“十羌系”（《合集》 1097）的记载，指的是商王捕获并捆绑羌俘。到商代晚期已很少见商 王亲自捕俘的卜辞了，因为此时捕俘的工作主要是由周人这种附庸部 族来完成的，已不需要商朝亲自动手。
《合集》1097 ：……羌。王占〔曰〕……生（又） 二日癸酉……十羌系……十丙生（又）……
九四爻和九五爻的“有孚在道，以明” “孚于嘉”，像是在推算俘 虏逃跑的去向，然后加以追捕。本卦名“随、本身就是追捕之意。
上六爻说的则是捉住了逃俘，更结实地捆绑起来（从维之），并 押到殷都：“王用亨于西山。”按高亨的解释，“亨”通“享”，即向神 灵献祭,贡献饮食。殷都西边紧邻太行山脉,可能商王会定期进山祭祀， 而周昌这次押送来的俘虏正好用上了。5
关于周昌如何获得去往殷都的机会，以及到殷都后的遭遇，《易经》 里还有一些记载，我们后面会详细介绍。
当然，频频外出捕猎俘虏，并不意味着周人已经是西土最强大 的部族，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结怨太多，周族人也会遭到其他部 落的报复，导致他们时刻生活在惊惧的警戒之中。这在《易经》中 也有反映。
比如，蒙卦上九爻曰：“不利为寇，利御寇。”意思是说，不利于 入侵别人，但有利于防御别人的人侵。再如，鼎卦九二爻曰：“我仇有疾， 不我能即，吉。”意思是说，我的仇人生病了，无法来攻击我，占算 的结果吉利。这都是周昌在测算周族会不会遭到敌对部族的进攻。
此外，《易经》中有三个卦都包含“匪寇,婚媾”，意为不是入侵者， 而是来寻求缔结婚姻的（外族）人。贲卦六四爻和屯卦六二爻的场 景都是聚落外出现了陌生的人群，还有人赶着马车，被怀疑是入侵 者到来。
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贲卦六四爻） 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睽卦上九爻） 屯如、退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屯卦六二爻）
可见，周族人生活得相当警觉。
当时，西土还没进入国家时代，部族间的劫掠战争频频发生。另
外，这也说明，周人及邻近各族都奉行族外婚制，但即便是部落间的 通婚也难以避免战争发生。
面见纣王的机会
在文王生命的前五十年里，日子一直过得还算正常。那时，他是 一位臣服于商朝的部族长老，除了时而沉迷于隐秘的占卜实验，这样 的生活还看不到有什么突变的可能。
本来，自季历死后，周族首领就再没有去殷都的记录，这一时期 的商王卜辞里也从未出现过周族。然而，某些巧合还是让周昌有了见 商王的机会。史书里没有记载此事，但出土的甲骨文提供了线索。
周原甲骨H11:3放大后的照片
在文王大宅窖穴里挖出的甲骨上，刻写着三行细如蚊 足的微雕小字，从左到右依次是：“衣王田；至于帛；王获田？ ”和 在殷墟发现的甲骨一样，“衣”通“殷”，“田”是田猎、狩猎。卜辞 解释为：“殷（商）王来打猎了； 到了帛地；王打猎会顺利吗？ ”
殷王就是商纣王。至于帛 是何地，有研究者认为在今陕 西省大荔县羌白镇，6也就是 渭河与黄河的交汇处稍北。这 是当初武乙王（纣王曾祖父） “猎于河渭”、被雷击而死之处。 纣王这次西巡可能是要祭祀武 乙王。
此次关中之行，在殷墟出
土的甲骨卜辞里没有记载，但
周原甲骨H31:2摹写本：唯衣鸡子来降，其执？暨厥史（事）？ 在帝尔卜日：南宫邰其作？
大概是纣王在位第十几年的事情。看来，周昌极度关注纣王的驾临， 不然不会偷偷占卜。毕竟，商王已经有两代人、几十年没来过西土了， 而这可能会给周族带来灾祸，或者机会。
文王大宅的另一片微雕甲骨（H31:2）卜辞，则涉及另一位商朝 重要人物“衣鸡子”，也就是殷箕子。
周昌先占卜：“殷商的箕子要驾临（周原），会被他逮捕吗？还是 可以侍奉他？”接着，周昌又在名“游尔”的地方占卜：“让南宫邰 负责吧？ ”
这条关于箕子的卜辞，学者一般解释为：周武王灭商后，箕子来 到关中投降周朝时，周武王占卜应如何接待。但这种解释未必成立。
据《史记》,箕子是商纣王的近亲（后世注家说是庶兄或者叔父）。 在周武王伐商之前，箕子曾经触怒纣王，被关进了监狱，靠装疯才活 下来（“乃被发佯狂而为奴”）。7而据《尚书•洪范》，周武王灭商、 进占殷都之后，”命召公释箕子之囚”，还当面向箕子请教治国之道。 从《史记》和《尚书》的这些内容来看，刚占领殷都时，武王和箕子 已经有交往，按理说不需要箕子舍近求远，再到关中投降一次。
所以，H31:2的“鸡子来”卜辞应当是周昌时期的，和纣王到帛 地行猎是同一事件：纣王驻理在关中东部，派箕子再向西视察周族等 关中番邦。在殷墟卜辞中，“降” 一般指神灵降福或亲自降临人间。 而箕子是商朝重臣，对周邦来说自然非常尊贵，所以“来降”并非来 投降，而是驾临之意。同时周昌也非常紧张，担心箕子此行会逮捕自 己（其执？）——他可能是联想到了父亲季历在殷都的下场。
至于南宫邰，史书中查无此人，但武王灭商时，有位将领叫南宫 括：”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史记•周本纪》）所以，“邰” 和“括”也许是同一字的不同写法，也许两人是同一家族之人。
从这些零散的信息推测，周昌应该是在接待箕子时赢得了这位商 朝重臣的好感，这才获准到帛地拜见纣王。对周昌来说，这是个求之 不得的机会：往常，他能见到的最高级别的商人是老牛坡的崇侯，现 在则先是接待商朝大臣，接着还要去朝拜商王，自然有受提拔的机会。
目前尚未发现关于周昌首次朝见纣王的记载，但肯定比较顺利， 因为周昌又获得了去殷都的机会。这次他可能还押送着一批羌人俘虏。 对此，《易经》里有多处记载。
关于周昌去殷都献俘途中的经历，前面已做了介绍。这里再补充 一点关于箕子的分析。在《史记》等文献里，箕子是商朝忠臣，因忠 言逆耳而招来纣王的震怒和牢狱之灾。但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 作为王室宗亲，箕子地位极高，倘若王朝形势有变，他是离王位很近 的人——商朝一直有王位兄弟相传的做法（虽然最近几代都是父子相 传，但传统并非没有再现的可能），所以他和纣王的关系比较微妙。 考虑到纣王在统治后期经常压制王室近亲，并因此招致越来越多的反 对，不排除箕子巡视关中，对周族等番邦潜在的军事实力有了一些了 解后，暗中萌生拉拢番邦想法的可能，以备万一王朝有变时，可以纠 集起忠于自己的武装。
但箕子和周昌应该都不会想到，他们的这次偶然相识会带来 什么样的后果。
目睹殷都献祭仪式
周昌押送俘虏到殷都后，自然会目睹商人的各种杀俘献祭仪式。
先是在商王宫廷中举行献俘仪式。夬卦日：“扬于王庭，孚号有 厉“扬”，是臣民颂扬王的伟大，“扬于王庭”是商周时臣下参见王 的习语。“孚号有厉”意思是，有俘虏大声惨叫，说明可能同时有杀 祭举行。
《礼记•郊特性》记载：“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 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商人祭祀最 重视声音，所谓“殷人尚声”。献祭的动物大声地嚎叫，是在向天界 神祇报告祭品强壮、合格，所谓“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 《礼记》是东周时人编写的，当时的人已经不太知道商人的人祭行为， 所以才会以为商人和周人一样都只用家畜献祭。还原到商代的真实场 景，这显然包含人牲的叫喊。
观卦曰：“盥而不荐，有孚颛若“盥”，本意是礼仪性地倒水洗 手，也指用酒洒地、告慰地神之礼。但不管是洗手还是倒酒，都是献 祭仪式开始阶段的程序。
“荐”是指杀人献祭，后世“荐俘” 一词即从此来，如《逸周书•世 俘》有“荐俘殷王鼎”。但观卦的内容有点奇特：这次不知何故，在 “盥”的程序后，却迟迟没有开始杀俘，所谓“盥而不荐”。这应该是 周昌初次参加殷都的献祭仪式，虽不懂其中的操作原理，但却在紧张 等待中牢牢地记下了自己的见闻。8
“颛”，本意是头大的样子，但不知为何，给《易经》做注解的唐 代孔颖达将其解释为“严正之貌”。其实，它在这里是翘首观望的样子： 仪式开始后，有些俘虏在紧张地顾盼。
萃卦也是周昌到达殷都后的见闻，卦辞中有商王杀牛祭祀（用大 牲）的内容：“亨，利贞，用大牲吉。”
其中，初六爻曰：“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 无咎。”意思是说，有些俘虏精神崩溃，试图逃走，或者扎堆在一起， 大声嚎叫，还有人因精神失常而狂笑。但结论是，不用担心，应当继 续进行下去。
六二爻曰：“孚,乃利用檎。”意思是说，俘虏正好用于檎祭o在商代, 檎是一种在春天举行的祭祀仪式。此外，升卦九二爻曰：“罕乃利用檎, 无咎”，也是同样内容。
兑卦九二爻曰：“孚兑，吉，悔亡。”“兑”，即“悦”，开心。这是说, 在殷都的日子里，有些俘虏似乎看到某些生机，变得乐观了起来。但 到九五爻，就是“孚于剥，有厉”，被剥皮，惨叫。
坎卦日：“有孚，维心，亨。”意思是说，掏出俘虏的心脏，烧熟 后献祭。心脏是人体供血中枢，古人对其非常重视，认为是人的心智 和魂魄集中之地，最适合敬献神灵。比如，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 的人祭仪式就最为重视剖心献祭。除了坎卦，《易经》其他卦也有用 人心献祭的记载。《史记》亦记载，商纣王“剖比干，观其心”。看来， 这种行为在商人献祭中比较常见。
除了捕俘和献祭，《易经》里还有周昌初到殷都的诸多观感和经 历，特别是他被纣王囚禁之后的生活。
注释
1《易传•杂卦》：“《中孚》，信也。”《杂卦》可能是孔子门徒的作品，属于 战国前期。
2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第176页。高亨将《易经》约三分之一的孚字解 释成“俘二其余的或解释成“罚”，或按传统解释成“信”。本书认为，《易 经》中几乎所有的孚字都可释读为俘。在春秋时期创作的《诗经》中，“孚” 字确实有信用之意，但《易经》卦、爻辞产生的时间更早，属于商代末期， 需要用甲骨文和商代考古成果来解释。
3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第256页。
4 小畜卦六四爻辞，孔颖达正义：“信能血去、惧除，乃得无咎。”
5 高亨认为，随卦上六说的是文王周昌被释放回周原后祭祀西山。参见高亨《周 易古经今注》，第176、213页。这可能是因为高亨先生没有注意到随卦全是 关于捕俘和献俘的内容。
6 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第137页。
7《史记•宋微子世家》：“纣为淫泱，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 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於民，吾不忍为也。'乃 被鬓佯狂而为奴。”
8 高亨认为,观卦卦辞说的是祭祀用人牲。他的解释是，盥的程序后，迟迟未“荐” 牛牲，是因为准备使用大个头的人牲：“祭不荐牲，乃因有俘，可杀之以当 牲也。故曰盥而不荐，有孚蹶若。”这种解释的预设前提是，荐牛牲是正常 的，荐人牲不正常，但在商代，“荐”人牲是很常见的行为，不构成转折关系。 参见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第219页。
第十九章 羡里牢狱记忆
周昌这次到殷都后，作为来自西土的小番邦头领，自然要参加商 朝的一些典礼。他见识了沮河弯内的商王宫殿区，自然也见识了渔河 北岸经常举行大祭祀的王陵区。此外，他应当还见到了帝辛-纣王正 在营建的沙丘宫等离宫苑囿。
自武丁王以来，殷都的宫殿区一直少有扩建，但到纣王时，已过 去近两百年，此时，殷商国力（及人口）膨胀了数倍，对于自视甚高、 精力过剩的纣王来说，建造新宫殿是他为数不多的挥霍方式之一。
根据《竹书纪年》和《史记》等后世史书的记载，纣王很热衷营 建事业，建造的新王宫苑囿，北到今河北邢台市的巨鹿沙丘宫（殷都 东北150公里），南到今河南鹤壁市的朝歌（殷都南50公里）：
纣时稍大其邑（殷都），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 离宫别馆。（《竹书纪年》）
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史
记•殷本纪》）
从考古可知，商人酗酒的风气很盛，献祭的牲畜和人的肢体很可 能会悬挂展示，这或许就是后世“酒池肉林”传说的来源。当然，这 未必是纣王首创，但只有纣王时期才让周人有机会见识并记录下来。
纣王没有计划新建一座都城，他的新宫室散布在太行山东麓约 200公里长的狭长地带，这可能是商王私家采邑和猎场最集中的范围。 不过，使用时间越短的遗址留下的痕迹越少，在殷墟范围之外，现代 考古尚未发现纣王的新宫殿。
到殷都后，周昌接触到了商人的另一种预测技术，这就是六十四 卦占算，所谓的“易卦”。和传统的甲骨占卜相比，易卦占算只使用 草棍进行数字推演，不需要龟甲或牛骨等耗材。
在殷都，铸铜业人群常用易卦占算。在宫殿区以南1公里的苗圃 北地铸铜作坊区，M80墓穴随葬有一块磨石，上面刻写着多组数字， 每组都是六个，发掘者认为，数字的奇偶代表阴阳，每一组数字是“易 卦”的一个卦象。।这座墓属于殷商中叶（二三期之交），比周昌要早 近一百年。
M80磨石上的几组卦象，只有数字，还没有后世《易经》的卦 名和阴阳卦象。学者尝试做出的解读2是：
1 ."六六七六六八”，为豫卦，卦象为：Ho
2 .“七六七六六七”，为颐卦，卦象为：Go发掘简报第三个
数字似乎有笔误，应为,
3 .“七六八七六七”，
4 .“六六五七六八”,
5 .“八---六六”，
6 . “八一一一一六”，
七六六六六七
为贲卦，卦象为：三。 为小过卦，卦象为：Ho 为咸卦，卦象为：吴。
为大过卦，卦象为：go
商朝王室的占卜师也会使用易卦占卜，并按传统把结果刻写
到龟甲上。宫殿区南侧的小屯村是占卜师的集中居住区，这里发 现过一整片龟甲，上面刻着几组易卦数字，并刻有占算结果：“贞 吉”。第1组、第2组和第4组数字分别被释读为后来的“渐卦”“蹇 卦”和“兑卦”。4
小屯南地出土 “易卦"卜甲
1.腹甲左上与左甲桥相连处 2.腹甲右上与右甲
桥相连处 3.左甲桥下端 4.腹甲右下与右甲桥
相连处
“易卦”卜甲上的文字与符号（放大）
周昌一直热衷研究预测未来的巫术，这次来到殷都给他提供了一 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他迅速掌握了用草棍运算的“易卦”原理，并试 图发展出一套更完善的预测体系。但不久之后，他就被投入美里监狱， 差点成为被献祭的人牲。
从方伯到囚徒
《史记》对此事的记载有些参差。《殷本纪》载，九侯和鄂侯触怒 了纣王，被制成肉酱（醯）和肉干（脯），周昌闻讯后“窃叹”（私下 叹气），结果被崇侯虎告发而进了美里监狱。
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西伯昌闻之，窃叹。崇 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美里。
这是典型的传统叙事版本，在其中，文王是商朝的忠臣。而《周本纪》 则完全没有周昌担任商朝三公的记载，其所以被囚禁，是因为崇侯虎 向纣王报告周昌在收买人心，各地诸侯都向往他，是王朝的重大威胁。
西伯……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
……崇侯虎谱西伯于殷日：“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 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美里。
可能司马迁采用了不同版本的传说，因而形成了不同的记录。至 于用大臣制作肉食，则应该是后世对商代人祭宗教的一点残留记忆和 改编。
从时代背景看，周昌不可能有在商朝担任“三公”的经历，况且 商朝也没有这种官职，甲骨文里更没有这个词。“公”是周族人发明 的词，指族长或头领，如公刘和古公亶父；用于非族长的，则有召 公和毕公。虽然周朝建立后确实有“三公”之官职，是王朝最高级 的大臣，但这是和商朝很不一样的制度，来自不同的语言传统。再者， 作为番邦首领，周昌也不可能在商朝担任高级官职。商朝有自己的 王族后裔“多子族”，任何一位族长都比周昌地位高，他没有可能进 入商朝的正式权力核心。
现代史家一般不采用《殷本纪》的说法，认为是周族的强大引 起了纣王的警觉。这种解释离现代常识更近一些。不过，周昌被捕 时，周族还没开始大肆扩张，商人在老牛坡的崇国完全有实力管控 或消灭它。
虽然商王的很多行为未必有理性的原因，但我们只能在常识层面 重建历史。本书的一个推测是，作为番邦酋长，周昌此次殷都之行自 然会结识一些王朝上层人物，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很难独善其身， 难免被牵扯进派系斗争。此外，从周原到殷都，本身就已经超出崇侯 虎的传统管辖范围，可能会引发他的不满进而找机会向纣王进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