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Gideon Shelach , “The Qiang and the Question of Human Sacrifice in the Late Shang Period.M Asian Perspectives, Spring 1996, pp. 1-26.
第一章 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升级
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才有了农业和定居生活，不再像野生动物 一样四处流动觅食。这是距今约一万年前开始的变化。
在人们的感觉里，新石器时代应当是世外桃源一样，与世无争， 或者说是落后、停滞的。不过，和生物的自然进化相比，数千年的新 石器时代充满着剧变。下面，我们以千年为时间单位，简要描述一下 新石器时代人群的发展历程。
做一个穿越假设。如果一群现代人回到六千多年前的仰韶半坡文 化新石器时代，比如陕西临潼的姜寨遗址，他们看到的是，山坡下有 一座小村寨，有两三百名村民生息在这里，村子的中央是一片小广场， 周围环绕着几十座大大小小的茅草屋，猪、狗、鸡在草屋之间闲逛， 村边的陶窑冒出淡淡青烟，身穿粗麻布衣的男女用泥巴捏制陶罐坯， 在上面描绘黑色图案。
村落外,是成片的农田，谷穗在风中摇曳，它们产出的粟米（小米） 是村民的主粮。几个男人正在给一只马鹿剥皮，用石头小刀分割皮肉， 再用木柄石斧把骨头砍开，骨渣飞溅，引来几条狗围观争抢。
姜寨一期聚落复原图，仰韶半坡文化阶段，距今7000—6000年
穿越而来的访客发现，有一条四五米宽的壕沟包围着村寨（考古 报告一般称之为“环壕”），沟底有积水和尖木桩防范入侵者，内侧还 有一道木头栅栏，只有一座原木搭成的小桥可以进入村落。这群访客 已经饿了，想从村里交换一餐午饭——在“原始人”眼里，他们携带 的小镜子和打火机等是高价值宝物。
但还没等来访者走近小桥，狗已经发现了异常，开始狂吠。所有 村民都放下了手中的活计，拿起棍棒或弓箭，叫喊着冲向木栅。射向 陌生人的是羽箭，箭镶用骨头或石头磨制，插在木箭杆的顶端，用细 麻线绑牢。被射中会很痛苦，即使拔出木杆，箭镁也很容易留在体内， 被肢解的马鹿就是例子。
第一次尝试失败后，穿越者切换了一种模式，这次是下一个千年, 距今6000—5000年之间。
小村落还在原地，只是房屋的布局不再是紧密环绕，而是三五成 群，零星分布。村外的壕沟也已经废弃，被生活垃圾填平，人们可以 随意进入村落。其他的变化似乎不大。
来访者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他们不再指望和平交易，而是偷偷靠 近，然后齐声呐喊，冲进村落——有人还点燃了烟花爆竹。村民被这 些奇装异服、掌控着火和雷电的入侵者吓坏了，夺命狂奔而逃。
于是，这群现代人成了征服者，一切粮储和禽畜都是他们的战利 品。但好景不长，大半天后，开始有全副武装的“原始人”成群出现 在村外。有上千名手持石斧、石矛或弓箭的成年男女，站在最前方的， 是头发上装饰着羽毛的巫师，他正在用咒语高声诅咒入侵者。一名 男子显然是首领，戴着一串野猪牙项饰，用红石粉涂抹脸颊，手拿 一柄玉质光泽的石斧，几名长老簇拥在他身旁，正在合谋进攻方案。
结果是，不论死活，入侵者都将被斩首奉献给本地的守护神祇。
村落、部落到早期国家
上面描述的这两种区别，是6000年前中国新石器时代发生的 变化。
距今6000年前（仰韶文化前期），村落规模不大，是独立的生活 单元，房屋建筑或者中心环绕，或者整齐联排，可能和其他村落贸易、 通婚，但固守着本村落的集体自治生活；有自己的防御体系，村落之 间时而爆发冲突，坟墓里中箭或被斩首的尸骨是己方战死的勇士，而 俘获的敌人则会被处死扔到垃圾坑中，还可能有一些零碎尸骨被抛撒 在村落内外。
比如，宝鸡北首岭77Ml7,仰韶文化半坡阶段，距今6000年， 墓主是一名成年男子，可能在对外械斗中被砍掉了头颅，族人特意用 一个造型奇特、有黑色花纹的陶罐代替，以示哀悼。随葬器物比较多， 还有骨镶等兵器。
宝鸡北首岭77Ml7出土陶尖底罐线图及照片
距今6000年后，村落的集体生活特征逐渐变弱，独立防御体系 也逐渐消失，出现了更大范围的政治体——十几个村落形成的“部落”。 这些部落往往有上千人，有世袭的头人及各村（氏族）长老组成的议 事会，还有自己部落的图腾和英雄传说。村落没必要再维持单独的防 御体系，倘若受到威胁，整个部落都将集体应战，就像穿越者第二次 到访的情景。
这种由若干个村子组成的部落，面积可能如同今天的一个或几个 乡镇。头人居住的村落是中心，会建造一座比较高级的夯土地基的房 子，大约100平方米，作为头人和长老议事的场所以及举行集体仪式 的会堂。头人的中心村落可能有防御工事，如壕沟、栅栏等。
比如，秦安大地湾四期F901,距今5000余年，主厅面积131平 方米，包括院落在内，则为420平方米。房屋地基使用的是特殊的料 磁石三合土，平整光滑，硬度接近现代水泥地面。厅内正中有一座圆 形大火塘。F901应当是部落的中心建筑，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家庭 生活的遗迹很少，可能并非部落头人的家宅，主要充当头人和长老议 事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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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墙 三室居 1
F901平、剖面图
以上，是距今6000—5000年间（仰韶文化中期）发生的最明显 变迁。
在千年的维度上，很多变化都是缓慢的。各种技艺的水平，如农 作物种植、家畜养殖、制陶、纺织等，一直在缓慢提高着，人口或村 落的总量也在缓慢增长。但这些都是量变，而非质变。
唯一明显的变化，是人群“共同体”规模的扩大，已经从百人级 别增长到千人级别。它带来的影响也更直接：村落之间的冲突成为过 去，和平的日子更多了，但部落间的战争规模却更大了，伤亡也更多。
再到下一个千年，距今5000—4000年之间（仰韶文化末期与龙
石宛遗址城东门址人头坑（K1 ）
山文化期），有些地区的人群共同体则变得更大，几个或十几个部落 汇聚成了早期国家，如陕西石郎古城、山西陶寺古城，能统治一两万 甚至三五万人口，面积相当于今天的一个或两三个县。其中，统治中 心已经形成城市，面积有两三平方公里，周围环绕着数米高的夯土或 石砌城墙，城内有数百平方米的大型宫殿，上层贵族开始使用精美器 物，死后的墓葬里也堆满了豪华随葬品，而且经常用人殉葬。
有些较大的都城，居民会过万，多数是农夫，也分化出了手工业 者、世袭统治精英，以及巫师等专业知识人群。巫师观察天象，编制 早期历法，研究占卜通神之术。甚至可能已经有了记录语言的原始符 号，初步的冶铸铜技术也在悄悄流传。
这时，国家、王朝和文明时代已经不远了。
以上两千年历程，是新石器中晚期到文明（青铜）时代前夜的变 化大趋势：从村落到部落再到早期国家。通俗一点说，就是从村级到 乡级、县级的递增升级。
对于如何称呼不同规模的人群共同体，特别是万人规模的早期国 家，中外学者使用过不同的词，如方国、酋邦、古国等。从便于理解 的角度考虑，本书采用“早期国家”和“古国”之称。
但需要注意的是，村落一部落一古国只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描绘的 总体趋势，并不意味着距今6000—4000年间的所有新石器时代人群 都准时加入了这个进程。在有些交通不便的地区，孤立的村落可能存 续到三四千年前，而部落共同体可能存续到一两千年前，甚至一百年 前。这首先是地理条件的限制，越是偏僻、交通不便的地方，小型共 同体越容易维持，而缺乏天险环境中的人群更容易被裹挟进更大的共 同体。另外，也可能会有历史当事人的主动选择，但作为现代人的我 们已经无法验证了。
多数早期国家并不能维持长久繁荣。距今4300—4000年间，华 北很多地方同步出现了古国兴衰的一幕：陶寺（山西襄汾）、石郎（陕 西神木）、清凉寺（山西芮城）和王城岗（河南登封）等都曾出现古 国气象，但在繁盛两三百年后，都发生了解体，重归部落共同体的 水平。
为何迈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会如此艰难？现在尚未有确定的答案。
水稻带来和平？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陆续发掘出多座距 今5000年左右的“古城”，如湖南澧县的城头山和鸡叫城，湖北天门 的石家河……一时间，长江中游似乎要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地。
但后续的发掘并未发现跟早期国家与文明相伴生的更多元素，如巨大 的宫殿建筑、社会分层现象、金属冶炼技术等，“长江文明起源说” 遂逐渐沉寂。
不过，为何长江流域曾产生众多古老的“城”，却是个有趣的问题。 若要一探究竟，先要理解黄河与长江流域以及旱作与稻作农业的关系O
新石器时代是基本农业的时代，在人类驯化的主粮中，中国占了 两种：黄河流域的粟米和长江流域的水稻，它们分别需要旱地和水田 环境。
这两种作物的人工驯化都发生在一万余年前。水稻的考古证据更 多一些，因为稻米颗粒大，古人制陶时常在泥坯中添加稻壳，便于考 古发现。在长江以南的湖南、江西和浙江，均发现有上万年前的水稻 遗存。
稻田需要灌溉和排水系统，需要平整的水滨田块，这是北方旱作 的粟和黍从来不需要考虑的。长江流域的新石器人群一直忙于水利设 施和稻田工程，而水利设施达到一定规模后，无论耕作面积，还是收 获量，都会有实质性的提升。所以，在距今6000—4500年间，两湖 地区出现了众多繁荣的稻作聚落。
至于考古报告宣称发现的那些“城址”，其实是为了防洪目的堆 筑的。所谓的“城墙”，大都宽数十米，高数米，非常平缓，人可 以从容地踱步而上，没有军事防御作用，其用途是防洪，供人们 在上面建房定居，躲避南方常见的水患；而挖土形成的洼地水塘， 是灌溉稻田的储水设施，有些甚至直到今天还在使用。这种环形 土堤是人们改造湿地的手段，直到近代，湖北还有很多，方言称之 为“垸
比如，湖南澧县的城头山“古城”，是一直径300多米的近圆形 土围子，其“城墙”非常宽，且平缓，本质是土堤。距今6000—5000 年间，经历过多次扩建，取土洼地形成了水塘，有些至今仍在使用。
不过，即使城墙不是军事防御之用，这些水乡古城的意义还是重 大，说明当时的人为建造大型水利设施，已经形成超出村落甚至部落 规模的较大共同体，统一规划施工，共享水利设施带来的收益。
这是一种基于集体协作的“小流域治理共同体”，不仅人口密度 和数量有了实质性的飞跃，而且由于共同体建立的基础是水利协作而 非军事征服，所以这些“古城”没有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 现象，比如，没有特别奢华的墓葬和首领宫殿，战争和屠杀的迹象很少， 人祭现象也一直不多。这些都和稻作文化区依赖协作、联合建设水利 工程有关。
这种比较和平、均等的稻作社会，还有与之“配套”的原始宗教 理念。位于长江中游的5000年前的屈家岭文化，盛行一种埋葬陶器 祭祀的风俗，而且是特制的大型陶“筒形器”；后来，又演变成制作 巨量的泥塑人偶、动物、小杯子等加以焚烧和掩埋。我们不知道这些 行为的具体含义，但它们的社会功能比较清晰，就是群众参与性强， 没有财富门槛。这和缺乏战争与人祭的社会环境比较搭配。
比长江中游稍晚一点，距今5000—4900年间，在今浙江杭州市 西北郊的余杭区也出现了大型防洪“良渚古城”，以及复杂的灌溉堤 防体系。这座古城一度接近了早期国家的门槛，有非常明显的阶级分 层，贵族统治者有建在土筑高台之上的豪华殿堂，墓中随葬大量精美 玉器，有些高级玉器上还刻着宗教意义明显的“神人兽面纹”和神鸟纹， 可见祭司阶层比较活跃。
在良渚古城的繁荣阶段，并未见到人祭现象，而且它的繁荣只维 持了一两百年，然后王这一级别的宫殿和墓葬都消失了，社会又退回 到部落林立的状态。5后来，在今太湖东岸的良渚文化地区发生了频 繁的冲突，伴随着批量杀人献祭和人殉现象（今江苏昆山、上海青浦 地区），但这些冲突一直停留在部落间战争的层次，从未发展到古国 水平。
结合气候变迁看，在一万多年前，地球的上一轮冰期结束，气温 持续上升，开始进入“全新世大暖期”，到距今5000年左右，湿热气 候达到顶峰，长江流域人群兴建水利设施的高峰也恰好出现在此时。 然而，在距今4500年之后，长江流域曾经繁荣的古城皆陷入萧条。 有学者认为，是大洪水导致了南方的低迷，但证据尚不够充足。
再来看人祭宗教现象。
距今6000年前，黄河流域开始有零星的苗头，如西安的仰韶半 坡遗址，村落中心一座半地穴式大房屋F1的地基中埋了一颗人头6 ： 这座房屋是村落的公共活动中心，在地基中埋入人头应当有宗教用途。
距今4500—4000年间，南方稻作区陷入沉寂，黄河流域则开始 进入龙山文化阶段，各地出现了很多部落间的冲突或战争迹象，证据 是批量处死的尸骨以及夯土或砌石的城防等。比如，河南的王城岗古 城，宫殿夯土中有13座人奠基坑，每座坑中都埋有多具尸骨，但由 于没有全部发掘，所以无法统计用人总量，唯一完整发掘的一号奠基 坑内埋有七具人骨。7在河南安阳后冈，发掘出39座不大的房屋，奠 基童牲27人，8说明这里修建房屋流行用儿童奠基。9陕西神木石期 古城东门，至少有五座人头奠基坑，埋有青年女子人头近百颗。山西 襄汾陶寺古国的宫殿区也有人头奠基坑，芮城清凉寺墓地中则埋有大 量殉葬的人。
王城岗古城宫殿区的一号奠基坑（二期）照片及平面图：埋两名女性青年、三名儿童、 两名男性壮年10
此外，在一些部落级别的聚落里，也有多人一起被杀的现场，从 河北、河南到陕西，都发现了此类尸骨坑，如邯郸涧沟、郑州大河村、 洛阳王湾、西安客省庄等，但尸骨码放并不规整，也没有其他的祭祀 特征，所以不能确定是否都是宗教目的的杀人献祭，也许有些只是对 俘虏的批量屠杀。
在新石器时代，华北地区之所以动辄爆发冲突或战争，人祭兴盛， 可能和旱作农业不需要水利设施“、人群之间没有协作的动因有关。 而伴随着征服的，是人群共同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从而催生了众多古 城和早期国家。
不过，简单的分类和归纳注定不足以涵盖复杂的社会现象，任何 “规律”都会存在例外。稻作的良渚文化内部也曾有过局部冲突和人 祭现象；华北各龙山古国中，人祭和屠杀的数量也不相同，陶寺的人 祭可能要比石罪少得多。12
到距今4000年前，华北地区一度星月同辉的各小型古国陷入沉 寂，部落间的冲突现象也已减少，长江和黄河流域则了无生气。此 时的华北地区虽零星地存在两种技术，一是可能从西北方传来的处 于起步阶段的冶铜技术，二是从长江流域传来的非常成熟的水稻种 植，但它们似乎并未引起华北新石器人群的太大关注，还只是可有 可无的点缀。
然而，在河南的嵩山脚下，却有一个小部落意识到了这两种技术 的价值，而且也善于寻找更适合发展这两种技术的新环境，于是，华 夏第一王朝的故事开始上演。
注释
1 巩启明：《姜寨遗址发掘回顾》，《中国文化遗产》2010年第1期。
2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宝鸡工作队：《一九七七年宝鸡北首岭遗址发掘简报》，《考
古》1979年第2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
3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
年第2期；钟晓青：《秦安大地湾建筑遗址略析》，《文物》2000年第5期。
4 石郎古城的发掘还处于起步阶段，古城全貌尚未得到揭露，但已经发现了残 忍而且大规模的人祭现象。参见孙周勇、邵晶《瓮城溯源：以石郎遗址外城 东门址为中心》，《文物》2016年第2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现石窕古城》， 文物出版社，2016年。
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
第 354、364、440 页。
6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 1963年,第18页。
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 版社，1992年。
8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1985年第1期。
9 到殷商后期，这里又出现了恐怖的H10圆形三层祭祀坑，不过和龙山时代相 隔已有一千余年。
1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 物》1983年第3期。
11至少是石器时代还不需要，到铁器时代，随着华北人口密度增加，有些旱作 地区也需要灌溉设施来提高产量。
12石郎遗址有中心宫殿建筑区“皇城台”，有外围石砌围墙，虽然目前只在城 墙东门和皇城台分别发现密集的人头祭祀坑以及部分尸骨坑，尚未发布详细 的发掘报告，但仅从东城门祭祀坑看，石树古国的人祭行为已经有很大规模。
第二章 大禹治水真相：稻与龙
在上古的传说中，“大禹治水”是人类改变自然界的宏大事业； 禹的儿子启则在随后建立了华夏第一王朝——夏。两代人的故事堪比 创世史诗，壮丽辉煌。
按照古书记载，在尧和舜的时代曾经发生大洪水，尧帝派禹的父 亲稣治水，但没有成效，鲸被处死；舜帝则继续任命禹治水，结果禹 不仅治理了水患，还开辟了黄河和长江流域的陆路与水路交通网，划 出了九州行政区。I
远古历史总是和神话杂糅。现代学术产生后，有学者开始质疑大 禹传说的真实性，比如开创“古史辨”学派的顾颉刚，他就认为大禹 的事迹是战国时的人虚构的。
历史文献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会被后人加工或改造，甚至被塞进 更晚的篇章。现存关于大禹最早的文献，是《尚书》开头的几篇，如《舜 典》《禹贡》，但受到的怀疑也最多。近年，一件流散海外的青铜器“遂 公盘”被发现，其铭文中有这样的叙述：“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 但它属于西周，跟大禹的时代相距甚远。
传说是大禹凿通了长江、黄河、淮河和汉江，但从工程的可能性 看，这都不现实。即便是现代国家也不太可能实施这种完全改变大江 大河的工程，更何况在4000年前还没有出现地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 大型国家，其人口规模和技术水平根本不足以改造大江大河。
难道，大禹治水只是西周或者春秋时候的人创造的神话？考古发 现能提供解答，虽然它有时会离人们最初想象的“答案”很遥远。
依赖水稻的古洛阳一二里头
在今洛阳市以东20公里处，伊河和洛河沉积形成的小平原上， 发现了疑似“夏都”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它的占地面积、宫殿规格以 及手工业的发达程度都超过了以往和同期任何遗址。而且，二里头遗 址距今3900—3500年，恰好在商朝之前，所以它很可能就是夏朝的 都城。
二里头考古的成果已经有很多，但留心二里头人的主食是哪种的 还不多，大多数学者普遍默认，按照华北地区的传统，它应当以旱作 的粟（小米）为主。
但事实恰好相反，二里头人的主食是水稻（大米）。不仅如此， 这背后还可能隐藏着“大禹治水”的来历。学界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的原因，说起来颇为有趣，就是按粮食颗粒数进行统计和排名，而忽 视了不同粮食的颗粒其实差别巨大。
历经上千年埋藏的粮食大都已经碳化，如果不是大量的堆积很难 被发现。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开始采用“浮选法”来寻找粮食：在遗 址中采集土样，打散后放入水中搅拌，而碳化的粮食比水轻，所以粮 食会浮上水面。这样，人们就可以采集到古人遗弃的粮食颗粒，观察 古人在种什么、吃什么。
在1999—2006年的二里头发掘中，对遗址土样采用“浮选法” 得到的样本显示：粟米（小米）数量最多；稻米（大米）其次，约 为粟米数量的一半；其他旱作的黍、大豆和小麦数量很少（参见表 一）。2这样看来，稻米在二里头似乎不占主要地位。
表一：《二里头:1999-2006》中的出土粮食颗粒占比
粟
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