黍
合计
粒数
11059
5687
1542
18288
粒数占比
60.5%
31.1%
8.4%
但粟米和稻米的颗粒大小及重量很不一样，单棵植株收获的籽 粒数量也相差悬殊。分析古人的种植规模和食物构成，应当统计的是 重量，而非粒数。但很可惜，浮选工作没有称重的报告，目前还只能 通过粮食颗粒数“构拟”它们的重量。在农学上，统计不同作物颗粒 重量的术语是“千粒重”，所以，我们可以参考现代粮食的“千粒重” 数值进行折算。这也是不得已的替代方法。
粟米平均千粒重一般为2克，稻米平均千粒重一般为16—34克， 即使按最低的16克计算，两者颗粒重量也相差七倍。根据这个比例， 二里头出土的稻米重量应是粟米的四倍，是当之无愧的最重要的 粮食。③
二里头出土的粟、黍和稻粒：三者体积差别很大，如果用颗粒数来衡量它们的种植 面积，显然会产生重大偏差。4
2019年，一份样本更多的浮选统计论文发表，包含二里头各期 的277个采样，但仍是按照粮食颗粒数计算的。这次,稻米颗粒数量 略超过粟米，位居第一：稻，14768粒；粟，13883粒；黍，2248粒。
稻米粒数略多于粟，这让论文作者觉得难以解释，便猜测这些稻 米是从外地进贡来的：“通过收取贡赋的手段，从当时的水稻种植区 域征集大量稻谷。” s但稻谷种植区应当在哪里，古人的交通问题如何 解决，这些都还无法解答。
如果把颗粒数折算成重量，稻米的权重还要上升很多，占比 84.5%,在二里头人的种植面积和食谱中占据绝对优势（参见表二）。
表二：二里头出土粮食颗粒及折合重量
稻米
粟米
黍米
合计
颗粒数
14768
13883
2248
30899
千粒重（克）
16
2
7
折合克数
236.288
27.766
15.736
279.79
粒数占比
47.8%
44.9%
7.3%
重量占比
84.5%
9.9%
5.6%
现在洛阳市周边，包括二里头地区，已经很少种植水稻了，但距 今4000年前显然不是这样。
水稻发源于长江流域，从6000年前以来，一直在缓慢而持续地 向华北传播。在距今4000余年前的华北遗址中，有很多都发现过水 稻粒，但数量占比很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见，二里头发现的水 稻不可能是外来的贡品，因为在二里头人还没有建立起王朝、无法向 外地征收“贡赋”的时候，他们就以水稻为主粮了。
这就需要说说二里头人的来历。
移民穿越嵩山
考古发现，二里头人并非洛河边的土著居民，他们来自位于二里 头东南方100多公里的新碧聚落，而新碧和二里头之间隔着嵩山。
新智聚落存在于距今4000—3900年间，面积约1平方公里，这 意味着聚落人口已多达数千。在龙山时代的繁荣过去之后，这种规模 的聚落已经很少见，显然，新碧人找到了某种可以使人口增殖的秘诀。
考古工作者对新碧遗址也做过浮选，稻米粒数占54.37%,折合 成重量的占比则是85.1%,和二里头的数据（84.5%）非常接近。6 （参 见表三）
表三：新磬遗址出土粮食颗粒及折合重量
稻米
粟米
黍米
合计
颗粒数
429
256
98
783
千粒重（克）
16
2
7
折合克数
6.84
0.51
0.69
8.04
粒数占比
54.8%
32.7%
12.5%
重量占比
85.1%
6.3%
8.6%
到3900年前，新若人突然向西北穿过嵩山，进入洛阳盆地，在 古伊洛河北岸营建起新的家园，这就是二里头的来历。新聚落和新善 规模接近，也是约1平方公里，数千人。
在二里头遗址最早的地层（一期），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捕鱼用的 骨鱼叉和陶网坠，很多蚌壳制作的工具，如箭镶和用于收割的蚌镰, 显示当年这里是水滨湿地环境。
二里头一期（距今约3900—3800年）的聚落规模，继承了新著 遗址，面积约1平方公里，尚未发现大型建筑。不过，水稻在二里头
二里头与新窖遗址方位
人的粮食中已占据最重要地位：在这一期地层内，发现水稻953粒、 粟155粒、黍36粒。这个比例和新碧可谓一脉相承。值得注意的是, 此时的二里头聚落规模不算大，还不可能统治到较远的地方，所以水 稻肯定不是外来的“贡赋”，只能是自己生产。
洛阳，位于中国地形第三和第二阶梯过渡带上的一个大平原和 山地的交界处，被断续的低山包围成不太严密的盆地，而黄河正是 从洛阳北部山地穿过，然后流入开阔的华北-黄淮海大平原。在新 石器时代，洛阳盆地一直有零星的聚落，到新石器末尾的龙山文化 时代（距今4500—4000年），曾出现部落间剧烈冲突的迹象，如各 种被杀害后遗弃的尸骨（王湾二期），9但并没有发育出大型城邑。 龙山时代的辉煌基本在洛阳盆地之外，比如，在东边，嵩山东南麓 曾出现过一系列夯土小城-小型古国，在西北方，临汾盆地则有繁荣 的陶寺古国。
龙山时代结束后，洛阳盆地才成为孕育华夏文明的温床。
大禹治水真相
《史记•夏本纪》中有一处很特殊的记载，说大禹在治水期间曾 经让他的助手“益”给民众散发稻种，在低洼多水的地方种植：
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
大禹推广稻作在其他古书中都没有相关记载，但在《史记》中却出现 过两次。这应当不是司马迁的笔误，而且，在新碧和二里头考古中也 都得到了验证。
在有关大禹的传说中，治水的背景是大洪水泛滥，所以有学者 认为，龙山时代的华北曾出现过一些古国，但在4000年前陷入萧条， 原因就是那场传说的大洪水。但这个观点很难成立，因为在新石器时 代，华北以粟、黍等旱作农业为主，基本不需要人工灌溉，从而聚落 也就可以远离河谷低地。龙山时代最显赫的古国，如山西陶寺、清凉 寺和陕西石郎，都坐落在山前和梁郎地带，比临近的河谷高出数十米， 不太会遭受洪水威胁。总之，它们的衰落可能各有原因，但不会是因 为洪水。
传说是经过诸多流变、改造的历史记忆，其最初的“内核”会被 层层包裹，甚至改头换面，难以识别。但参照考古成果，我们还是能 发现“大禹治水”的最初内核：一场龙山末期部分古人改造湿地、开 发平原的活动。
这涉及上古和后世地理环境的区别，需要多解释一下。
从历史时期直到现在，江河下游的平原地带都是人口最为密集的 地区，如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但上古的石器时 代则截然相反，在没有人为筑堤干预的情况下，江河在平地上容易呈 漫流状态，而湿地沼泽并不适合农业。
《尚书•禹贡》这样描写黄河下游的景观：“又北，播为九河，同 为逆河，入于海。”这里的“九河”不是确切数字，是泛称，指下游 黄河形成多条扇状分岔，泛滥成为广阔湿地，与海滩相连。这是上古 时代未经治理的下游平原面貌，而内陆的平原地区，其环境也与此类 似。比如，关中的仰韶文化遗址就有大量和水有关的元素，捕鱼的鱼钩、 网坠，用蚌壳制作的各种工具，乃至陶器上画有大量鱼类图案等。这 些遗址大都分布在台地，远离湿地水滨，看来古人也会到湿地中渔猎。
而在华北地区龙山时代的遗址中，普遍有少量稻谷，虽然占比 很小，但说明黄河流域的人们已经开始尝试利用湿地边缘种植水稻。 新智-二里头人则走得更远，他们已把水稻作为主粮，而这就需要开 发湿地，排干沼泽，将其改造成拥有灌排水系统的稻田。简而言之, 在龙山时代结束后的“大萧条”中，新碧-二里头人之所以能够异军 突起，甚至建立华夏第一王朝，水稻是重要原因。
这在文献中也能找到一些旁证。战国的孟子这样描述大禹的治水: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 上者为营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范，水由 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 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从孟子的描述看，禹的治水工作就是排干和改造湿地。这其实是 新石器晚期以来几乎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比如，古罗马城是在公元前 6世纪王政时期的排干沼泽工程中初步建成的，甚至直到工业时代初 期，巴黎的凡尔赛宫，乃至整座圣彼得堡市，也都是排干沼泽后营建 出来的。
进入现代社会，平原地区的人口最密集，产业也最集中，但 这已经不是石器时代的本来面貌，而是后来人工改造地理的产物。 新碧-二里头人可谓这个变化的先行者。
当然，改造湿地、扩大稻田的工作并非新碧-二里头人的首创, 南方稻作的良渚和石家河古国都曾经有过这种工程，比二里头要早 一千年甚至更多，但都还没形成持续的效果就先后解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