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他人都是双钩，苏轼仍是单钩执笔。他人运笔是直的，苏轼却是卧的。

　　在外肯定要有人议论，但几名考官见了苏轼执笔虽奇怪，亦觉得不拘一格也无妨。

　　其弟苏辙则沉着谨慎，始终眉头微皱，一丝不苟地答着题。不过似病体未痊愈，神色有些苍白，不时咳嗽。

　　然而苏辙外看谨重，但下笔却十分犀利。

　　譬如第一题王者不治夷狄，他居然论之，儒者必慎其所习，习之不正，终身病之。《公羊》之书，好为异说而无统，多作新意以变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汉之诸儒治《公羊》者，比于他经，最为迂阔。至于何休，而其用意又甚于《公羊》，盖其势然也。

　　好一句公羊经‘异说而无统’，还将治公羊经的读书人都骂进去了，称为迂阔。至于注公羊的何休也是。

　　苏辙的文章丝毫不似他面上看起来老实厚道的样子。

　　至于章越自也是矜重，但五人之中倒数他最举重若轻。好似写寻常文章，丝毫不见紧张之意。

　　坐在章越面前的杨畋看着对方答题的墨书，可谓是大巧似拙。每一笔每一划都极为工整，法度严谨。

　　所谓不求妍而自妍，说得就是如此。

　　真不愧是状元公啊，杨畋不由捏须从心底赞了这么一句。赞叹归于赞叹，他们仍盯着五位考生的一举一动。

　　章越看完六题，可谓胸有成竹。

　　秘阁六论最难的就是出处，注释，因出题范围漫无边际，又无所不问，可谓是过阁难难如登天。

　　但三个月来，他于太平兴国寺内白日读书，晚上在梦中再读五个时辰。

　　一个月读史，一个月读子书，最后一个多月将所有读过的书再温习一遍。

　　三个月读来抵得旁人一年，加上之前积累的经学功底，可谓水到渠成。

　　对于第一题王者不治夷狄。

　　章越写得是。

　　论曰：韩昌黎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春秋之意也。《春秋》书“公会戎于潜”。何休曰：“《春秋》王鲁，明当先自详正，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故略外也。王者不治夷狄。录戎者，来者勿拒，去者勿追。是以进于中国之意也。”

　　鲁隐公二年，王会见戎（夷狄）于潜。

　　所以何休注写到，春秋王鲁（孔子以鲁王为第一视角写的书），咱们先做好自己的事，反省自己薄责别人，故而夷狄的事不记载。

　　王者不去研究夷狄，但如果有夷狄至中国来，咱们也就记载下，人家走了不记了。

　　章越这里引用韩愈的话，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蛮夷主动到中国来与我们打交道，那就是认同我们华夏文明的文明人。所以王者虽不治夷狄，但对于文明人咱们不能拒绝。

　　这论论题不难，难的是出处（公会戎于潜），引用注释的上下文（何休的一大段话）。

　　同时直引书中的话，或稍作变化为题目者为明数，比如章越这题《王者不治夷狄》就是明数。

　　另外颠倒句读，窜伏首尾而为题者为暗数，说白了要将注释出处隐伏全文中，不可以直白引用。

　　秘阁六论中必须明暗相参，暗数不过半，都用明数会显得你很没水平。

　　下面数题对于熟悉掌故的章越而言，一点不难。

　　到了礼义信足以成德论时。

　　这题出自樊迟向孔子学种庄稼。孔子说这事我不会，你问老农吧。樊迟走后，孔子背过身就对学生说，樊迟这人真是小人啊。君子好礼讲义，老百姓就会跟从你了，用什么自己种庄稼？

　　包咸在注疏里云‘礼义与信，足以成德，何用学稼以教民乎？’

　　章越在此想起了期集时，菊花落英不落英的问题。

　　有一人反问自己道：“何不问圣贤而问老农。”

　　此人大概是忘了这一句，孔子自己说得这句，学稼吾不如老农。

　　但孔子昔年也曾为乘田，苑囿之吏。

　　章越写到这题时就为樊迟辩护了一二。

　　最后则是形势不如德论。

　　这句话也很考验功夫。

　　这句话的出处，是在太史公赞曰里一句话‘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

　　但只是这句不行，吴起与魏武侯到底说了什么话？

　　这句话比原文更重要。

　　当时魏武侯与吴起顺西河而下，言此形势为魏国宝地。吴起对之，在德不在险，昔三苗……（列举夏商地利形势最后被灭国）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

　　所以这两句并列才是交待清楚。

　　每论五百字以上，六论合计三千字余字。

　　章越在稿纸上写完，略进行删改，之后在卷上誊正。

　　六论书完后，章越发觉日已稍稍过午，至于苏轼他们都忙于抄录。

　　章越也留意到苏轼写字时特殊之处，想起当初苏轼刚进京时，很多人也说苏轼写字怪异，后来欧阳修对他说了一句，当使指运而腕不知。

　　苏轼从此也念头通达了。

　　章越当即收拾起桌子来，此举引得其他考官，考生一惊。这秘阁六论许一日一夜的，章越这么快就写完了？

　　此刻苏轼正为形势不如德论犯难，他记得在德不在险是吴起说的，形势不如德是吴起说的，但却忘了这两句话联系的上下文。

　　他却见章越收拾好桌案，将试卷递给面前的杨畋后，朝众人略一拱手，之后大步离去。

　　“好生潇洒自如！”苏轼叹了一句。

第315章 破天荒

　　八月十八日。

　　秘阁试考毕。

　　四位考官马不停蹄当场改卷。五名考生的卷子要经王安石，杨畋四位考官遍历，在卷后写下批语，最后议定等次。

　　制科成绩分为五等。

　　按照惯例一二等虚设，反正只要你是个人就考不了一二等。

　　实际考生等次分为第三等第四等第五等。第三第四等有上下之分。比如第三等，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如此。

　　最差为第五等，第五等没有上下之分。

　　至于秘阁阁试在于筛选考生是否入等，以及决定最后参加御试的人选。

　　要参加御试必须入第四等以上，到了景佑年间更改为允许第四次等以上也可参加御试。

　　故而能参加御试，最少也是第四次等，甚至入三等了。

　　入三等有多难？

　　宋开国至今制科所取三十余人中，也唯有十七娘的伯父吴育一人入三等。但吴育不是第三等，而是第三次等。

　　制科第三等至今无人得之。若制举考试中能有比状元更高的头衔，唯有制科三等了。

　　最后是否能入三等，取决于御试上官家圣意。

　　王安石等五名考官先决断考生能否过阁（通过秘阁六试）。

　　六论通四以上，则可过阁。过阁后最少为第五等。

　　第五等看似在望，但过阁之难难如登天。

　　虽然能参加秘阁六试都是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故而通一二以及通五甚至全通的考生都很少。

　　大多人都是通三通四的。

　　众考官先看王介的卷子，评卷规矩如下，先看出处，上下文是否交代清楚，至于文意言辞次之。

　　王介的卷子最后五位考官一致给出了通四的结论。通四也就意味着过阁了。但文章言辞稍逊。

　　最后给王介一个第五等的评价，这意味着王介无缘于御试。不过王安石很是为老朋友欣慰了一番。

　　之后是王魁的卷子，很遗憾尽管众考官对他的文辞章法都是赞叹不已。但只有通三，故而以不合格罢之。

　　却见王安石为王魁道可惜，与众人言道，若是过阁，以王魁的文章是可入四等的。

　　众人也是遗憾，规矩如此，不能入等就是不能入等。

　　接下来众考官们看到苏辙的卷子。

　　考官中吴奎本人是天圣五年的进士，又在皇佑元年举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第四等。在场之人中唯独吴奎一人即考过进士科，也考过制科。

　　吴奎本人也是性强记，号称无书不读之人，故而此番制科考试，众考官以他为主。

　　吴奎看了苏辙的卷子笑道：“如今世人要么尊经，诋经，苏子由年纪虽小却好大词。”

　　杨畋笑道：“吴公，我听闻这苏子由曾言公，谷二传不足取，治春秋只取左传。”

　　吴奎道：“公，谷二传确有传凿之意，不过至孙泰山后，今人治春秋多有臆说之病，以诋经为能事。此子由贬而有理，二十年后天下治春秋者必有此人一席之地。”

　　其他考官也是认同吴奎之言，独王安石一言不发。

　　最后众人查阅文章，发现苏辙在礼义信足以成德论中，没有交代注释出处是汉朝的包咸，故而被判为不通。

　　众考官见此多是为苏辙可惜，就差那么一些就是全通了。

　　最后六论，苏辙以五通合格，初定第四等，到底是不是第四等还要经御试后再授予最后等次。

　　之后则为苏轼的文章。

　　苏轼是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原先制科十科用得是不同策题，但景祐、宝元年间，先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茂才异等两科用同样的策题。

　　之后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茂才异等四科用同样的策题。

　　如此一来，这几科即名异而实同。故而这四科进士对外都可以自称贤良出身。

　　见到苏轼六论，众考官皆一致赞赏，连对苏辙颇有微词的王安石也破例对苏轼赞许。

　　美中不足的是读至形势不如德论时，众考官都看得出苏轼于此篇稍有不足。

　　第一句‘《传》有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句话是出自孟子，而并非是传。

　　不过瑕不掩瑜。

　　最后苏轼得了通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