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河法皇自然明白鸟羽上皇的心思。眼下日本朝堂内外人心惶惶,诸藩武士各怀异心,中枢兵权散乱如沙,他肯定是想借着国难当头的契机,以“御驾亲征”的名义收拢兵权,一步步架空自己,最终夺取日本的最高统治权。
鸟羽上皇那点算盘打得清脆响亮,算盘珠子几乎要崩到他白河法皇的脸上。
掌权数十载,白河法皇见惯了权力场上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从未想过,有人竟会在国破家亡的边缘,还一门心思扑在内斗之上。
老实说,白河法皇对鸟羽上皇越发地失望。
可叹之余,白河法皇心底又涌起难以抑制的遗憾。他觉得,要是鸟羽上皇真是一位战神,能率领日本人打跑金人该有多好,那样的话,日本至少没有灭国的风险,他们日本皇室也没有灭种的风险。
白河法皇甚至在想,要是鸟羽上皇真有这样的本事,他就算将日本的最高权力给鸟羽上皇又如何,反正他都已经七十多岁了,已经没有多少年好活了。
当然了,白河法皇也就是想想而已。
经历过无权无势、得看大臣脸色行事的白河法皇,比任何人都渴望权力,他一天不死,别人一天就别想染指日本最高的权力。
至于鸟羽上皇的趁机逼宫?
白河法皇只是当众问了鸟羽上皇三个问题,就解决了。
第一个问题:“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今你领兵三万出征,千里奔袭需耗米几何?民夫如何征调?若遇敌断粮,三日之内何以续命?”
第二个问题:“大军扎营于河曲低洼之地,夜逢暴雨山洪将至,你先护甲胄、护粮草、还是护兵卒?军令如何传达到各营?”
第三个问题:“敌骑突袭阵脚动摇,前军怯战欲退,你是斩将立威、鸣金收兵,还是亲率亲兵冲阵?此三策各需付出何代价?”
鸟羽上皇当即就傻眼了,张张嘴,却一个都回答不出来。
白河法皇的这三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是直击军事核心:后勤、应急、临阵决断。
这根本就不是不懂兵的人能回答上来的。
不过,鸟羽上皇也算有几分急智,他很快就压下慌张,狡辩道:“孙儿只管领兵出征,打仗之事,自有懂兵之人负责。”
白河法皇毫不客气地说:“一将无能,累死三军,若教你领兵出征,将佐必有意见相左之时,你不懂兵,如何抉择?”
鸟羽上皇无言以对。
白河法皇并没有就此放过鸟羽上皇,而是继续补刀:“且你问问他等,谁敢同你一块统兵去抗击金贼?”
鸟羽上皇听言,看向日本的一众武臣。
结果,鸟羽上皇看谁,谁就赶紧把头低下,生怕鸟羽上皇拉着他们去送死一般。
直到这一刻,鸟羽上皇才意识到,那些金人,只怕远比他想象的还要能征善战,否则,这些平日里动不动就拔刀的日本武士、日本大将绝不会是这样的表现。
其实——
鸟羽上皇只猜对了一半。
这些日本大臣是已经从各种各样的渠道知道了金人有多厉害不假。
与此同时,他们其实也终于正视了他们自己有多弱小。
这个时代的日本,其实与后世很多人印象中的日本不太一样。
这里的不太一样,主要是指大小不太一样。
简单来说就是:
此时的日本,更多的是指其京都的一左一右。
别的地方,都是日本人眼里的“乡下”甚至“鬼地”。
日本人认为去那些地方转一转都会沾染上晦气,他们恨不得一辈子都缩在风景秀美、佛寺林立的京都城里不肯出来。
后世日本著名的北海道,此时还是土著人虾夷族的天下。
而本州岛的东北部奥羽地区(就是东京往上的那一块),此时也是由日本大和朝廷征服之前的旧土著割据自治,类似于殖民地。直到最近这几年,当地人才渐渐完成了与大和族人之间的民族融合和同化。
至于九州岛南部,也是野人出没,它们仅仅是在名义上被划入了日本的版图。
在以上这些地方,全部都充斥着原始社会的“淳朴风情”……
甚至就算是在大和朝廷治下的绝大部分地区,也都是地广人稀、刀耕火种、野兽出没,连一座稍微像样的城市都找不出来。
这么说吧,这个时代日本民众的生存状态,恐怕还不如欧洲中世纪的农奴。
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文明的诞生都已经是公元二世纪的事了。而大和朝廷的雏形更是直到六世纪才形成。平安时代则开始于九世纪。其起步实在是太晚了。
所以,哪怕有中原王朝一直在向日本输入先进的文化,日本人也没那么快进化成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
形象一点来说,此时的日本,大概就跟中国的夏朝时期差不多。
这也就算了,起步晚,你倒是好好发展啊。
可日本人,准确地说是这个时代统治日本的公卿贵族,偏不。
他们放着开疆拓土、富国强兵的重任不管,一门心思地寄情山水,烧香拜佛,吟诵诗歌,钻研书法,陶冶情操,净干一些没有大用的事。
如此,日本人的战力可想而知。
偏偏日本人的对手还是历史上当世战力最强的金人。
这仗,你让日本的这些所谓的武士大将怎么打?
也正是因为清楚这一切,哪怕白河法皇知道,跟大宋借兵,无异于与虎谋皮,可他还是只能请大宋出兵助他们打跑金人。
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
……
第432章 两亿金银到手
…
这个时代的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的贵族公卿,他们每天都醉心游山玩水,烧香拜佛,吟诵诗歌,钻研书法,陶冶情操,根本就没想过发展国防。
不仅如此,这个时代的日本,还极度“崇文抑武”。
自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起,新的日本王朝摆脱了奈良时代寺院干政与旧贵族割据的桎梏。
吸取了历史教训,新的日本王朝跟赵匡胤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即将“文治”奉为治国圭臬,视汉学为文明正统,武士阶层逐渐被边缘化,沦为权力结构的附庸。
于是,朝堂之上,文官集团完全掌控了核心权力。
以藤原氏为代表的贵族阶层,凭借对汉学经典的娴熟掌握,垄断了从太政大臣到参议的所有高阶官职。
他们以《论语》、《礼记》为行为准则,以汉诗唱和、诏敕起草、国史编撰为核心职能,甚至将“文笔优劣”作为官员升降的关键标准。
日本天皇本人亦以“文人君主”自居,沉迷于和歌创作、汉学研讨与庭院雅集,将军政事务托付给精通文墨的藤原氏外戚。
每逢节令,日本的朝堂之上盛行诗会与经义辩论,胜者可获日本天皇赏赐的御衣、纸笔,这份荣耀远非武士的战功所能比拟。
如此,武士阶层便被彻底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这种重文抑武的导向,本质上是贵族集团维护特权的手段。通过将汉学作为入仕的唯一门槛,藤原氏等贵族垄断了知识与权力,形成了封闭的统治圈层。
而武士阶层因缺乏文化话语权与政治资源,只能像原来的大宋的武将一样,毫无地位可言。
另外,如此“崇文抑武”的风气还导致,日本的军事技术与战法陷入数百年停滞,与同期雄踞北方的金国相比,装备与战术的差距呈现出不可逾越的代差。
最关键的是,金人是真正经历过战场厮杀、战火淬炼的,而日本武士平时干的,也就是一些街头械斗,最多也就是彼此平平叛,打一打群架。
这让日本人怎么跟金人打?
几场战争下来,白河法皇和日本的公卿大臣已经看明白了这一切。
他们更明白,如果不向大宋求兵,日本很快就会被金人占领,他们作为日本目前的统治者,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如此一来,哪怕请大宋出兵救援是饮鸩止渴,他们也必须接受。
他们别无选择。
两天后,金人攻入了四国地区,日本朝野震惊。
白河法皇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所以下院宣说:
“商人逐利,不事生产,于国无功,限时三日,其家所有金银,尽数缴纳于院厅等处,过期不缴纳者,皆抄家,男子充军,女子贬为桂女。”
这个时代的日本社会以“士农工商”为雏形,实际更侧重“贵族-武士-平民”层级,商人被视为“逐利之徒”,不事生产、依赖流通谋生,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体系之外,其职业被贵族和武士阶层轻视,甚至被平民看不起。
这个时代日本的商业活动还受日本朝廷严格管控,商人需向贵族、寺院缴纳重税或贡品以获得经营许可,无独立的政治权利,甚至可能因“越权经营”被剥夺财产。
这么说吧,这个时代的日本商人的社会评价极低,贵日本族文人将商业活动视为“不洁之事”,商人子弟难以通过科举或联姻进入上层社会,阶层流动性几乎为零。
也正是因为如此,白河法皇需要金银,二话没说,就让商人阶层将他们所拥有的金银全都交出来。
当然,一些大商人的背后有公卿贵族、寺院或特权人士,一般情况下,也没有人敢打这些大商人的主意。
可现在,已经到了日本生死存亡的时候,别说这些大商人,就是他们背后的公卿贵族、寺院或特权人士都自身难免,又何况他们这些日本最底层人士?
果然!
紧接着,白河法皇就又下旨:
“大宋所需出兵金银其数浩瀚,朝廷竭力应付,已将府库所存金银尽数拿出,又如供祀宗庙器皿,亦不敢吝。至于亲王内外百官之家,已行告谕,尽数供助,尚恐未能敷数。忠义之民,理宜体国,将私家所有愿助国用者,限日下于院厅等处送纳。”
不久,他又下诏说:“亲王、内亲王、公卿大臣金银,尽数缴纳。若敢隐庇转藏,并行军法。诸宫观寺庙、奉先普安诸坟、朝廷诸司公用金银,皆拘收纳于院厅诸藏库。”
两天后,白河法皇召集公卿大臣来开会,汇报搜集金银的情况。
此时,日本已经凑出来了一半的金银,但这距离大宋要的金银,还有不少的差距。
白河法皇深知,拿不到想要的金银,大宋是绝对不会出兵救援日本的。
一咬牙,白河法皇让人去将清水寺、二尊院、仁和寺、东寺等寺庙的金银,以及去将宫中用于宗庙祭祀的那些金银器皿全都搜集拿来,总共折算了七百万量金、六千五百万两银。
可这离大宋想要的金银,还有一定的差距。
白河法皇又趁机撸掉几家有众多金银又不占他的公卿贵族,派人去查抄了他们的家和他们的私矿。
白河法皇对去查抄金银的人说:“彼辈若敢徇情隐庇,或转为藏隐,允许知情人告发,一旦查实,给举报人一半充赏。隐藏之人,并行军法。”
这又让白河法皇得了不少的金银。
白河法皇认为,金人的攻势太过凶猛,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打到京都,而且大宋出兵也需要时间,他得将这个时间留出来,如果不快点筹集金银,日本的社稷江山随时都有毁灭的威胁。
白河法皇还觉得,只要能让大宋出兵,打跑金人,就能保住祖宗的社稷江山。所以,赶紧凑足金银数额,已迫在眉睫,为此他已经不顾一切。
为早日凑齐金银数额,白河法皇可谓挖空了心思,绞尽了脑汁。
这天,有人对白河法皇说,游女、白拍子、傀儡子、桂女、汤女、长者等妓女之家富有金银。
白河法皇一听,立即下旨,要求这些人家赶紧将其家的金银交纳出来,若胆敢隐瞒不报,被人举报告发,将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判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