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有年拧开健力宝灌了一口,叹了口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看了看名单就剩这二
三十个人了,郑老师,你觉着还能出什么好苗子?”
郑秋兰靠在椅背上,双手抱在胸前,摇了摇头:“难说,好苗子要是有,前几天就该冒出来了,最后一天嘛,碰碰运气。”
卫教授拧开一瓶新的矿泉水喝了一口,放下来,接过话头:“海选嘛,本来就是大浪淘沙,两千多人里面能选出三五个进全国赛的苗子,已经不错了。”
他顿了顿,继续道:“不过说实话,目前选出来的几个,放到全国赛的舞台上,我担心竞争力不够,前几天广播里播了无锡赛区的消息,说有个十七岁的小姑娘弹吉他唱摇滚,把评委都唱服了,对比之下,咱们兰州赛区的选手确实差了点意思。”
柳有年把笔往桌上一丢,伸了个懒腰:“卫教授,您这就是操心太多了,今天最后一天,把剩下的几个听完,咱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万一最后几个里头冒出个金嗓子呢?”他自己说完也笑了笑,没太当真。
就今天上午的选手一个接一个地上台又下台,水平跟前几天没什么两样。
有个大姐唱秦腔唱到一半忘了词,急得在台上干转圈。有个小伙子吉他弹得磕磕绊绊,唱到副歌直接走了调。还有两个搭档组合,配合得乱七八糟,一个快一个慢,唱到最后自己都笑场了。
评委席上三个人强打着精神听,该亮灯亮灯,该淘汰淘汰,到了下午的时候,柳有年已经把一瓶健力宝喝完了。
*
台上,又一个人表演完,主持人上台看了看手里的名单,翻了一页,清了清嗓子开口道:“下面有请第2646号选手,余水生!”
余水生听到自己的编号,搓手的动作停了,在裤腿上蹭了蹭手心的汗,低着头走出了候场区,他绕过围挡走上舞台侧面的台阶,一步一步踏上了台。
他往台中央走的时候,整个人跟舞台上的精致布景格格不入。
祁连山和黄河的写意水墨背景板前面,站着一个肩膀宽阔、皮肤黝黑的男人,穿着灰扑扑的深蓝色工装裤和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汗衫,肩头和头发上还沾着水泥灰,袖口和裤脚卷得高高的,露出被太阳晒得粗糙的小臂。
他左眼深深凹陷,右眼有精神,可嘴唇紧紧抿着,整张脸绷得很紧。
评委席上三个人几乎同时抬起了头,先看到的是余水生的身板,厚实,壮硕,肩膀撑得工装上衣绷绷紧,衣服上沾满了水泥灰,裤腿上也是灰扑扑的。
然后目光落到了他的脸上,左半边的眼睛凹了进去,眼窝深陷,闭合的眼皮底下空空荡荡的,一道伤疤从眉骨斜斜地拉到颧骨上。
郑秋兰的目光在余水生的左眼上多停了两拍,目光有些讶异。
卫教授扫了余水生一眼,低头在评分手册上翻到2646号的登记信息:余水生,男,三十四岁,职业填的“务工”,籍贯甘省定西。
柳有年也挑了一下眉,目光从他独眼上礼貌收回。
台下的观众也注意到了这个选手跟前面几十个人不太一样,前面上台的选手多多少少都收拾过,男的穿件干净衬衫,女的化了淡妆,可这个人浑身上下就是从工地直接走来的模样,再加上没了一只眼,看着就不好惹,有人交头接耳,有人抻着脖子多看了两眼。
郑秋兰拿起话筒礼貌道:“这位同志,你好,先介绍一下自己吧,叫什么名字,今天准备给大家唱什么歌。”
余水生攥着话筒,嘴唇动了动,他从来没对着话筒说过话,金属的筒壁冰凉凉地贴着嘴唇,他用力咽了口唾沫,低低地开口道:“余水生,《月亮湾》。”六个字,多一个字都没有。
三个评委听了对视了一眼,《月亮湾》?三个人脑子里几乎同时闪过了同样的诧异。
《月亮湾》是已故老艺术家蔡淑华的代表作,五十年代录的唱片,传唱了三十多年。
这首歌写的是游子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旋律婉转缠绵,意境温柔细腻,蔡淑华当年用她标志性的女高音把这首歌唱成了经典,高音区的华彩段落需要唱到High C以上,主歌部分的旋律线又极为绵长,要求演唱者在中低音区保持柔和轻盈的气息支撑,同时在副歌部分迅速攀升到高音区,完成大幅度的音域跨越。
在声乐界,这首歌被归入女高音抒情曲目的范畴,很多音乐学院的女声乐学生把它当作考试曲目来练。
男声要唱这首歌,先天就吃亏,成年男性的声带比女性粗厚,音域普遍低一个八度,要唱到蔡淑华的高音段落,要么用假声顶上去,可假声一用,音色容易变得虚飘发空,失去原曲的饱满温润,要么硬用真声冲,嗓子受不了不说,唱出来也是粗糙的、挤压的,跟原曲的意境天差地远。
一个男人要唱《月亮湾》,就好比左撇子非要用右手写毛笔字,勉强能写,可写出来的字十有八九是歪歪扭扭的。
郑秋兰看了看台上的余水生,五大三粗的汉子,肩膀宽得能扛三袋水泥,站在舞台上跟旁边敦煌飞天的浮雕格格不入,怎么看怎么跟“缠绵柔美”四个字搭不上边。
她在心里摇了摇头,这歌是要用最柔软的声音去唱的,每个字都要轻轻地托着,不能有半点粗粝,眼前的汉子开口说话都像闷雷,六个字嗡嗡的,全沉在喉咙底下。
卫教授也在心里打了个问号,他教了十几年声乐,碰到过各种各样的学生,也见过少数天赋异禀的男高音能唱到女声音域,可那毕竟是万里挑一的特殊嗓子,这种嗓子的主人通常体型偏瘦、喉结不明显、声带先天纤细,跟余水生完全搭不上边。
柳有年倒是没想太多,他在电台工作,什么奇怪的来电和投稿都听过,见怪不怪了,冲余水生点了点头:“好,《月亮湾》。”又朝工作人员招了招手:“放伴奏。”
*
伴奏带开始播放,一段悠长的竹笛引子从喇叭里飘了出来,旋律舒缓绵延,慢慢地在舞台上铺展开,竹笛吹了八个小节,二胡加了进来,两条旋律缠绵交织,十六个小节的前奏把整首歌的底色铺满了,温柔的,思乡的,带着怅惘的。
余水生站在话筒架前面,两只手垂在身侧,前奏响起来的时候,他的肩膀松了下来,脖颈慢慢地低了低,右眼也阖上了。
他整个人从头到脚的僵硬在前奏的旋律里一寸一寸地消退,肩膀从端着变成了垂着,攥紧的拳头松开了,五根手指头自然地舒展开来,竹笛和二胡的旋律绕着他转了一圈又一圈,他的嘴唇微微张开,跟着旋律无声地翕动。
第十七个小节,人声入口,余水生张开了嘴:“月亮弯弯挂山头,清风吹过我的小村口……”
声音从话筒里出来的瞬间,评委席上三个人如出一辙的全部愣住了,这声音太柔了,柔得不像是从余水生嘴里出来的。
温润的,轻盈的,每个字都裹着棉花似的软,从话筒里流淌出来的时候带着天然的透明感,干净得没有杂质。
他的音色明亮通透,气息稳定绵长,每个韵母都被他拉得又长又柔,收尾的时候轻轻地往回收,不留痕迹。
卫教授三人对视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惊讶与惊喜,他们忍不住坐直了身子,重新看向台上。
台上的余水生跟几分钟前走上舞台的余水生完全是两个人,之前的余水生是木讷的、僵硬的、缩在自己壳子里的,眉头拧着,肩膀端着,整个人绷得死紧。
开口唱歌之后,他闭着的右眼松弛了下来,眉头也舒展了,嘴角微微上扬,脸上的线条全都柔和了。
他的身体轻轻地跟着旋律摇晃,幅度很小,是身体对音乐的本能回应,他的右手从身侧抬了起来,五根手指头在空中缓缓地张合,跟着旋律的起伏描画着什么。
卫教授的手指不自觉地在桌面上轻轻叩着节拍,他教了十几年声乐,听过上千个学生唱歌,训练有素的、科班出身的、天赋平平靠苦练的,各种各样都听过。
余水生的唱法跟他听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没有任何科班训练的痕迹,发声位置不标准,共鸣腔的运用完全是野路子,可偏偏他的音色干净得让人心惊。
每个音符从他嘴里出来都是圆润饱满的,气息的支撑稳得离谱,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虚掉或者抖掉,纯粹的天赋。
主歌的第二段旋律线开始爬升,“门前的老槐树啊,你还记不记得我”,余水生的声音跟着旋律往上走,中音区到中高音区的过渡衔接得无缝无痕,音色没有任何突变和割裂,光滑完整如绸缎。
唱到“你还记不记得我”的“我”字,他把这个音拉了很长,气息从肺腑深处缓缓推出来,推了整整四拍,音准丝毫没有漂移,稳稳当当地悬在那里,然后轻轻收住,干净利落。
广场二楼的回廊上,有个正在逛服装店的年轻女人被这歌声吸引住了,她忍不住提着购物袋走到栏杆边往下看了看,看到了舞台上站着一个穿工装的黝黑汉子在唱歌。
她本来打算看两眼就走,可脚步在栏杆前停住了,动不了了,这嗓音太好听了,她说不出好在哪里,就是好听,听着听着鼻子就酸了。
一楼大厅里逛柜台的顾客也陆续停了下来,一个中年男人原本在皮鞋柜台前试鞋,右脚套着一只新皮鞋左脚还是旧鞋,听到歌声愣在了原地,手里攥着另一只新鞋忘了穿,卖鞋的售货员也从柜台后面探出脑袋,伸着脖子往舞台方向看。
有个抱着孩子的大嫂从日用品区走出来,听到这歌声拐了个弯,抱着孩子往舞台方向走去。
越来越多的人从广场各个角落汇集过来,站在舞台前面的人群从一开始的几十人迅速膨胀到了几百人。
他们走到舞台前时,以为台上唱歌的是个女人,走近了一看,发现台上站着的是个黝黑壮硕的独眼男人。
好几个人都瞪大了眼,嘴里嘟囔着“这是男的?”
“是男的在唱?”
随即又被歌声拉了回去,不再说话,安安静静地站着听。
副歌来了,旋律陡然上扬,从中高音区直冲高音区,蔡淑华的原唱在这里用了一段华彩,连续三个高音的跳进加上一个长达六拍的持续高音,是整首歌最考验功底的段落。
余水生的声音跟着旋律往上攀,攀到中高音区的顶端时,他的嗓子忽然变了,男声消失了,从话筒里涌出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明亮的、高亢的、饱满的女高音,音色圆润晶莹,高音区的每个音符都被他稳稳地托在最高处,纹丝不颤。
他用的是女声唱腔,整个发声方式从胸腔共鸣切换成了头腔共鸣,声带的振动模式完全改变了,音色从男性的浑厚低沉瞬间翻转成了女性的清亮高澈。
“月亮弯弯照山岗,我在远方望故乡……”这两句歌词被他用纯正的女高音唱了出来,唱的是离开家乡之后的思念,每一个字都含着千斤的分量,却用最轻的力气送出来。
台下站着的人群里,有人的鼻头开始发酸,拎着菜篮子的中年妇女歪着头听了好一会儿,忽然想起了自己在陇南乡下的老家,她已经五年没回去过了。
她嫁到兰州来,跟了一个开出租车的男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忙起来连给家里老人打个电话的工夫都挤不出来。
余水生的歌声钻进她耳朵里,她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小时候,门前的院坝里晒着玉米,灶房飘着柴火味,后山的大黄狗在石阶上趴着打盹,远处的稻田在风里一浪一浪地翻,妈在院子里喊她回来吃饭,她的眼眶热了起来。
旁边一个带着孩子的年轻爸爸也听得入了神,他老家在天水农村的,十八岁出来打工,在兰州干了快十年了,租了间小房子,娶了媳妇生了娃,年年说要回老家看看年年没回成。
余水生唱“田埂上的蛙声叫”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小时候夏天跟堂哥一起在稻田里抓泥鳅的情形,月亮大得像面锣,蛙声把整个村子都填满了,他们光着脚丫子在田埂上跑,裤腿卷到膝盖以上,浑身是泥。
什么时候的事了?十年前?还是十五年前?他已经记不太清了,可余水生的歌声把这些模模糊糊的画面重新捞了回来。
评委席上,柳有年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已经闭上了眼睛,两只手平放在桌上,身体微微前倾,安安静静地听着。
他是兰州本地人,从小在城里长大,可他妈是庆阳乡下的,小时候每年暑假他都被送到乡下姥姥家住一个月,姥姥家的院子里有棵核桃树,树底下拴着一头毛驴,他跟表妹在院子里追鸡玩,姥姥坐在门槛上一边剥豆子一边唱歌。
余水生唱的《月亮湾》,跟他姥姥唱的调子不一样,可歌里头的东西是一样的,山、水、田、家、等你回来的人。
郑秋兰跟着轻声哼唱,她年轻时在歌舞团的排练厅里听过蔡淑华的原声录音,那盘磁带被老团长锁在铁皮柜里当宝贝,全团只在重要观摩课上才拿出来放一次。
二十多年过去了,蔡淑华的嗓音在她记忆里已经模糊了大半,可此刻站在她面前三米远的男人,用一副完全不该属于他的嗓子,把那些模糊的记忆重新擦亮了。
《月亮湾》进入了尾声的华彩段落,蔡淑华当年在录音室里唱到这一段的时候,据说连录了七遍才过。
华彩要求演唱者在高音区连续做出四组颤音,每组颤音的频率和幅度都不同,第一组宽而缓,第二组窄而密,第三组要带气声,第四组收束为纯净的直音,四组颤音环环相扣,稍有闪失整段就散了。
余水生唱进了华彩,第一组颤音响起来的时候,郑秋兰的手指在桌面猛地攥紧,宽幅的颤音平稳均匀,每一下振动都踩在点上,音高纹丝不差。
第二组紧跟着来了,颤音收窄加密,频率翻了一倍,像细密的雨点落在平静的湖面上,密而不乱。
第三组的气声颤音最难,余水生微微仰起头,气息从腹腔深处顶上来,经过声带时只带动了最薄的边缘振动,发出的声音虚实各半,实的部分给了音高,虚的部分给了质感,两者交织在一起,缥缈得快要飘散,又被他稳稳地兜住了。
卫教授盯着台上的余水生,两只手撑在桌面上,十根手指头把红布揪出了褶皱。
第四组收束,余水生的颤音逐渐放慢、放宽,最后凝成了一个干净透亮的长音,悬在空中,不颤,不抖,不摇晃,笔直地立在那里,像冬天清晨西北高原上冻得结结实实的冰凌柱,在太阳底下折射着光。
长音持续了整整六拍,余水生的气息始终匀匀实实地托着它,直到伴奏带里竹笛的尾音渐渐弱下去,他才缓缓合上了嘴。
歌声停了,安达广场一楼中庭里静得能听到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
舞台上的余水生睁开了右眼,低下头,两只手重新垂回身体两侧,肩膀又微微缩了回去,刚才挺直的腰背弯下来了,他又变回了那个低头搓手的工地搬运工。
沉默持续了好几秒,大家恍惚间好像还没从歌声里走出来,过了好一会儿,那个拎着菜篮子的中年妇女率先鼓起了掌,掌声孤零零地响了两下,紧跟着旁边的人也拍了起来,再旁边的人也拍了起来,掌声从前排往后排扩散,从一楼中庭往二楼回廊蔓延,很快汇成一片,那掌声沉甸甸的,一下一下,拍得很重。
那个带孩子的年轻爸爸把儿子从肩膀上放了下来,腾出两只手用力鼓掌,眼眶红红的,嘴唇抿成一条线,他旁边的妻子侧过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伸手握住了他的胳膊。
不少人也低着头抹了一下眼角,鼻子发酸,他们突然很想家里,想那个挂在山头的故乡。
二楼回廊上趴着的一个老头摘下老花镜擦了擦,又戴上,眯着眼朝台上看了半天,扭头跟老伴嘀咕:“老婆子,那个人长得五大三粗的,真是他唱的?我咋觉得跟年轻时候听过的蔡淑华差不多呢?”
老伴瞅了他一眼:“你耳朵聋了几十年了,今天倒听出来了。”
老头被噎了一下,讪讪地笑了。
掌声持续了将近一分多钟才渐渐弱了下去。
评委席上,三个人半天没
说话,郑秋兰深吸了一口气,缓了缓,拿起话筒,在她开口之前,她又看了一眼台上的余水生,弓着背,低着头,右眼盯着自己脚尖上磨破的鞋子,两只手绞在一起,局促得浑身僵硬,跟刚刚唱歌时完全不是同一个人,但就是这么局促的工人,拥有撩动人心的温柔嗓音。
郑秋兰感慨地开口道:“余水生同志,我想问一下你学过声乐吗?有没有专业老师教过你唱歌?”
余水生摇了摇头,嘴唇动了两下,好半天才闷出两个字:“没有。”
郑秋兰又好奇问道:“那你平时在哪里唱歌?”
余水生低着脑袋,右眼躲开她的目光,小声回了一句:“山上。”
“山上。”郑秋兰重复了一遍,“我在甘省歌舞团工作了二十几年,从学员唱到副团长,蔡淑华老师的作品我唱过不下百遍,《月亮湾》是她最难的一首曲子。”
她停了一下,组织了一下措辞:“你刚才唱的华彩段落,四组颤音,宽窄疏密的变化,气声和实声之间的切换,最后收束到直音,这一整套处理,”她摇了摇头,摇完自己也笑了,“我唱了二十多年,从来没在华彩段落做到过你这样的干净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