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皇帝的圣旨来了，字数不多，当面宣读完之后扔给使节，由锦衣卫派车护送出关，或者说是押送也成。
“额璘臣与素囊台吉死于阵前，鄂木布楚.虎尔被生擒，对鄂尔多斯和土默特部叛军袭击圣驾一事已招供。朕是小心眼，对敌人从来不手软。如果不想眼看着鄂尔多斯部被灭族，趁早滚回哈拉和林去！”
别看圣旨内容不多，根本也谈不上文采，但规格很高。汉文部分是皇帝的御笔，这已经算很难得了。更难得的还配上了蒙文，好像生怕有人翻译的时候断章取义，导致察沙克大台吉看不懂这些故意气人的话。
更气人的还在后面呢，没过几天鄂尔多斯部的使节可能还没走到榆林镇，圣旨的内容就在《半月谈》上原封不动的刊登了。还附上了一篇由皇帝亲笔撰写的文章，题目叫做《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火枪》。
毫不掩饰的把矛头直指左翼蒙古和女真大金国，警告对方动歪心思之前，最好先掂量掂量是不是大明陆军的对手。同时也是向国内国外的所有敌对势力正式宣告，大明的外交政策变了，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防御。
对于想和平共处的部落、国家和势力，双方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共识，展开正常的经济往来。对于想靠武力劫掠威胁的，没二话，战场上见胜负。
与此同时，驻扎在大同的孙承宗部开始陆续接管灰沟营、偏头关、双沟墩、杀胡口一线的防御，严密监视鄂尔多斯部动向。
说是监视，实际上孙承宗部有事没事就以百户为单位出关转悠一圈，遇到鄂尔多斯牧人就抓，见到牛羊就抢，碰到驻地烧，边墙之外百十里之内，一时间成了无人区。
有两次孙承宗部集结了附近几个关口的七八个百户，每人双骑，由当地边军将领带路，从灰沟营渡过黄河进入榆林卫辖区，再出边墙一昼夜向西北疾进一百多里。
连续踏平了鄂尔多斯部三个比较靠南的大营地，俘获人口上千、牛羊马无数。待消息传到察沙克大帐已经是两天后了，再集合族人追赶，除了一路上零星的族人尸首，敌人已然过河而去。
往常都是游牧民族利用速度神出鬼没，袭扰大明边墙寻找弱点乘虚而入抢了就跑。现在大明军队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和牧民玩起了游击战。
然后发现难受的居然是游牧民族。大明陆军依仗火枪优势，完全抵消了牧人们的骑射功夫。遇到小股牧人直接攻击，遇到大股牧人则挖坑防御。牧人们拖家带口的跑又跑不过，打也打不赢。
组织大军围剿，短时间成，时间长了先受不了的反倒是牧民。青壮男人都去打仗了，家里的羊群、牛群、马群没人照顾。全民皆兵的办法固然能把人口利用率提高，可也是把双刃剑，搞不好就会严重影响生产生活。
察沙克大台吉被逼急了，脑袋一热，召集了小三万族人向北渡过黄河，想去找归化城的麻烦。只要把这里的汉人军队打跑，土默特部就不敢再跟汉人皇帝走得太近，草原依旧是属于蒙古人的。
可他遇到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人军队，战法、武器包括士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归化城下碰了钉子。无论族中勇士多悍不畏死，也顶不住火枪和火炮的射击。只攻了不到一天时间，就不得不扔下几千具尸体仓皇南撤。
汉人军队倒是没追，可该死的卜失兔却带着土默特部骑兵随后掩杀了过来，一直追到黄河边才收兵。如果不是亲弟弟带着族人拼死掩护，察沙克可能连黄河都过不去就得交待在阴山南麓。
经此一役，鄂尔多斯部元气大伤，不得已主动收缩牧区，把靠近大明边墙的地区全放弃了，全族向西北迁徙，大部分北渡黄河集中到后套地区生活，只有少部分还留在黄河南边。
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部撤了，大明军队却没趁机北上，依旧守着边墙，顶多时不时派轻骑出关巡视一圈。但空出来的草场并没浪费，全由土默特部牧人接管。这时候大明陆军也不出来烧杀抢掠了，双方相安无事，一片和平景象。
9月份，杀胡口突然出来了上千陆军，身后还跟着几千卫所军，一路向北去了归化城，沿途还留下了一半左右。
过了几天，附近的牧人才发现它们好像不是大明陆军，更像劳役。每天都去一个地方劳作，搞得动静很大，经常咣咣响，和打雷一样。而后山上的大石头就自动松散了，不费吹灰之力被凿成小块运走。
再过一段时间，距离杀胡口和归化城不足50里的山沟河谷中间突然出现了一座小城，虽然城墙不足一米高，但轮廓已然很清晰了。
筑城，没错，汉人军队带着劳役来关外筑城了。还不止一座，看样子从杀胡口到归化之间少说也要有三四座。每座城的规模都不太大，却都是用石头垒砌的，看上去非常坚固。
如果等汉人把城全筑好，再驻扎军队，那今后从杀胡口到归化城就真成了通途，不派个万八千的军队很难靠近。进而归化城也就不再是孤悬塞外，有了杀胡口的补给线路，几万人都难以攻陷。
局面至此已经很明显了，大明皇帝根本不是派兵帮土默特部震慑鄂尔多斯部，而是来了个一箭双雕，以此为借口打算长期赖在归化城不走了。
对于在归化城和杀胡口之间建城的事情，顺义王卜失兔压根儿也不知情，等他听说了再带人去看，三座城的墙已经起来两米多高了。当即找到了归化城陆军最高将领杜文焕，找出各种理由想阻止。
“顺义王，陛下此举也是为了土默特部好。如果不能保证商路通畅，又怎会有如此多商队前来归化城。没有商队，你就收不到商税，没有商税，你拿什么入股毛纺厂呢？
凡事要向前看，土默特部的草场白送大明也没用，可在别的部落眼中却是宝贝。没有大明军队在此驻守，不光鄂尔多斯部会卷土重来，东边的喀喇沁和察哈尔也会垂涎欲滴。
我们汉人祖先说过，当一个小孩子手里拿着一块金子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他就是所有人攻击的目标。眼下土默特部正像个孩子，占据了这么大片肥沃土地和草场，太危险啦。”
对于卜失兔的到来，杜文焕已经等了半个多月，和参谋们编了一肚子的道理，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马上就滔滔不绝起来。
这时候他终于明白皇帝为什么在私下里那么多话了，当一方足够强大时，与弱者讲道理不光不枯燥还很有成就感。怎么说都有道理，即便没道理对方也不敢反驳，然后就成了有道理。
比如现在，统领着十几万人口，掌控着三万骑兵的土默特首领，在自己面前就像个刚刚入学的蒙童。自己明明就是想占着归化城不走，他却半个不字也不敢说，还得做出认真听并深以为然的表情。
而皇帝的话也同时响起，想不想跟着我去世界各地转转，一路向西打到欧罗巴大陆去，让当地的国王和王后伴舞！
以前对这些听上去像神话故事的场景根本没感觉，但现在必须信了。只要皇帝在、陆军在，这个场景就不太远了。给多少钱、升多大官都不换。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第694章 以力服人
“众爱卿都起来吧，朕并非嗜杀，然法不容情。做为朝廷勋贵，如不能上报皇恩、下抚黎民，只知道为了自家利益锱铢必较，甚至大逆不道弑杀君父，留着又有何用呢，难不成朕要向大明百姓亲手演示下什么叫官官相护？
至于说他们的祖辈为大明立过功，自然要写入史书、千古留名。但并不能作为子孙的庇护，更没有功过相抵一说。
反倒是知法犯法该罪加一等，将其满门赐死，免去示众，但祸及三族，抄家苦役，遇赦不宥。大理寺、刑部、都御史，朕如此处置可合乎律法？”
当学生的在归化城甩开破嘴忽悠顺义王，当老师的坐镇养心殿，面对有资格参加御前会议的朝中肱股，嘴皮子同样没闲着。站在法律的制高点上，力排众议，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又把四家顶级勋贵连根铲除得一干二净。
在兴和之战的官方战报里，关于张秉忠及其麾下三卫兵将全体阵亡的理由是护驾出塞、临战脱逃，被蒙古大军趁机围歼。
事后又连累到家族以及部属共计四百多口，全部被御马监勇士和孙承宗部所缉拿归案。但在押解入京的路上发生了哗变，押送的陆军不得已开枪射杀，没有活口。
在百姓眼中，这事儿处理得并无不妥。边关将领临阵逃脱本就是死罪，再加上被出卖的又是皇帝，祸及家族也很合理。死了就死了，没人会为他们喊冤。
可是到了朝堂之中就没这么简单了，只要智商没全掉线，是个官员就能看出这份战报漏洞百出。
张秉忠就算真的临阵逃脱了，也真被蒙古大军围剿了，他率领的三卫边军可都是大同卫精锐，怎么可能一个都没跑出来呢。且事后也没有打扫战场的详细记录，只说是大军开拔来不及处理，与蒙古尸首一起焚烧就地掩埋了。
而家眷在押解途中哗变再遭灭门就更说不通了，那可是能以五千对几万不落下风的陆军，镇压几百口子老幼妇孺还用得着大动干戈一个不剩？
但还没等他们发出疑问，各部尚书和内阁大学士们就在御前会议上看到了几十份口供，然后疑问就都解开了，也都闭口不谈了。
张秉忠死不足惜，他居然勾结蒙古人率部围攻皇帝御驾，打算再来次土木堡之变。很显然，计划没成功，连带着多位蒙古首领和大明勋贵，包括他自己，全被陆军给阵斩了。
但做不到死无对证，除了多名大同边军将领被俘之外，还有很多位蒙古将领也同时被俘。他们都知道大致详情，最要命的是在归化城素囊台吉家中搜出了双方往来信件，百分百证据确凿。
皇帝之所以编造了兵败身死的谎言，抹去了谋逆情节，除了家丑不愿外扬，更多的还是为了稳定，不想因此引发边军将领人人自危。
如此处理并无不妥，很符合朝廷上下的利益，也没人打算给张秉忠鸣冤。但除了张秉忠之外，还有四位朝中勋贵也被牵扯其中，这就让朝臣们无法坐视不理了。
如果开了这个口子，任由皇帝破坏规矩肆意妄为，今天倒霉的可能是勋贵，明天倒霉的就可能是朝臣了。这不是政见不同的问题，而是维护体系正常运转，保护大多数官员利益的问题。
魏国公徐宏基、英国公张维贤、永康侯徐应坤、新建伯王承勋，这四位中有两位是一等一的公爵，而魏国公一家更是地位崇高，与异姓王待遇相同。
《皇明祖训》是太祖皇帝为子孙后代写的家规，属于皇族的家法，但其中包含了五家外姓。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信国公汤河、西平候沐英、武定侯郭瑛。
也就是说这五家勋贵被朱元璋视作家人，既然受到了皇族家法的约束，自然也要享受皇族的福利。
所谓礼法，并不是见面打招呼、吃穿住行的规制这么简单，它是一整套社会行为规范，以此将人分成了三六九等，以便于管理。
改变礼法就等于要改变社会架构，对于既得利益者而言无异于拆毁根基。所以每每遇到有人要背离礼法约束，就会遭遇到非常强大且发自内心的阻力，哪怕是皇帝。
“朱家祖上并不是从太祖起，既然他能写《皇明祖训》，那朕为何不能再重写一本以代之呢？不要再提什么祖训了，如果人人都以祖训为准，我们现在都不该坐在大殿之上穿着绫罗绸缎，而是和祖宗一般茹毛饮血、刀耕火种。
多想一想律法吧，从今往后遵守律法者既视朕为君，朕也视其为臣工子民；不守律法者既视朕为仇敌，如何对付仇敌，朕已经演示过多次了，不再赘述。”
但此时的景阳皇帝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皇帝了，有了海军陆军十余万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捍卒撑腰，再加上广布于朝堂和各州府的保皇派官员上下**，权力之大直逼开国帝王。
同时霸气也越来越足，张嘴闭嘴根本不把太祖太宗放在眼中，对祖训更是弃如敝履。而且当着所有大臣的面立下了新规矩，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律法，快别提了，大明律已经让这位皇帝改得连大理寺卿都不认识了。景阳朝实际上有两部律法体系在同时执行，朝堂之外和民间依旧按照传统大明律，而在朝堂之上，遇到大事完全是皇帝出口成宪。
不服没关系，意见保留，该干嘛干嘛去。因此而消极怠工或者请辞者，分分钟要迎来锦衣卫和东厂抽丝剥茧般的调查，确定在任上无劣迹才可去职。
这一招别看简单粗暴，却非常奏效。试问在任上干了几年的官员，从京官到地方官，谁的屁股能一干二净，真的不怕调查？
这就等于把身家性命都攥在皇帝手里，不光要干活还得使劲儿干，按照皇帝的意图干，否则大概率家破人亡。然后再被报纸一顿鞭挞，遗臭万年，名和利一样也不剩。
第695章 文武全才
恨不恨呢，那还用问，简直恨到骨子里去了。可是在很大一部分官员心里，一边恨还一边希望这位皇帝多活几年，在皇位上多坐几天。
因为景阳皇帝除了剥夺了官员手中的部分权力之外，还赐予了他们很大的富贵和尊严。
以往需要通过溜须拍马大肆贿赂才能坐稳的官位，现在只需干好活儿也能保住了，甚至还能升职。如果有正常的升迁道路，谁又愿意整天对下巧取豪夺、对上阿谀奉承的装孙子呢。
只要不是老顽固，看准机会把家产拿出一部分来投入到工厂、矿山、航运、或者农庄中去，每年的收益也是很可观的。
挣着干净钱、干着份内事、看着治下一天天富足、听着国家一天天强大，即便因为私心而有恨意，也无法真把恨集中到皇帝头上。这时再去细细体会圣贤书中的词句，好像味道就不太一样了。
当然了，有支持的、中立的，肯定也有反对的。这不，两位公爵、一位侯爵、一位伯爵，瞬间就从大明顶尖豪门跌落尘埃了。
好在皇帝还给他们留了些情面，没在报纸上盖棺定论，只是模模糊糊的给了个罪名，赈灾不利，妄议新法，扰乱新政，赐死！
说起景阳十二年的这次大旱，来时气势汹汹，去时反倒和和气气。随着皇帝在塞外大捷，旱魃好像也被震慑了。从七月底开始，北方各省纷纷降下了雨露，旱情顿解。
虽然对秋粮影响很大，但终归没有雪上加霜，让灾区的百姓们缓了口气。只要能再抗一两个月，等秋粮一下，很大可能就不会饿死了。至于说明年又该如何，此时此刻的百姓们真想不了那么远，想了也没辙，听天由命吧。
有道是苦尽甘来，这时皇帝的圣旨来了，免除灾区税赋两年。然后定国公徐希皋、成国公朱应槐、远侯常胤绪、永年伯王明辅、武清伯李铭诚等皇亲勋贵纷纷捐资在家乡修整河道、凿井挖渠，兴建水利设施。
当地官府一看，得，大脑袋们都开干了，咱们也别闲着啦。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也都为明年可能还来的旱情做点准备吧。
就算心里不乐意，也得咧着嘴从肋骨上往下拽银子。没看见一等一的公爵都因为赈灾不利被赐死了嘛，自己这种小芝麻官，难道真要等着锦衣卫上门不成。
整个景阳十二年的后半段，朝野上下都在忙活一件事，大修水利未雨绸缪。而新任建设部尚书陈家树是最忙的，见天拿着地方呈送上来的请功奏本，接二连三的恳请皇帝赐字。
这位广东水果商人的儿子，上任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替一位河南地主上疏表功。说他家里出资修缮了十数里河道，挖了两条灌溉水渠，请求皇帝下旨表彰，准许其在村口竖立牌坊。
洪涛当然不会吝啬这种口头表彰了，于是很痛快的下了旨意，还亲笔提名，积善人家。然后陈家树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成了批发牌坊和石碑的中间商。
而且他也学会了利用舆论，一边借着报纸的力量宣传此事，一边唆使建设部官员去各地动员地主豪绅出资修建水利设施，转回头他再舔着脸去求皇帝下旨表彰。
效果嘛，不好才怪。古代的乡绅地主不缺银子，但缺地位，除非家里出了举人以上的人物，否则再怎么有钱也是土地主，不被主流阶层看得起。
可家里出个举人太难了，从总量上算能靠上的凤毛麟角，更别提进士了。如果出钱修水利设施就能获得圣旨牌楼的殊荣，没谁会不乐意的。
毕竟银子没有白扔，再怎么说也是用到本乡本土了，必须算积德。而声望则是实打实的落在了自家脑袋上，而且上达天听，干赚不赔。
陈家树这边更高兴，建设部就写了几篇文章刊登在报纸上，自己再舍着脸去求皇帝，然后就把全年的水利设施建设工程完成了。
丢不丢脸？陈家树真不觉得。求皇帝为好人好事表彰怎么能算丢脸呢。市侩、投机取巧？我呸，连皇帝都没说啥，你们算个屁，老子好歹也是朝廷二品尚书，谁敢当面羞辱，立马拉着去面圣。
“能不顾自身得失，只为工作计，乃官员之楷模。若是大明官员皆如此，朕就可以去东海找个小岛，每日操舟钓鱼乐不思蜀了。你去找司礼监，让王安通知礼部，去广东给陈家树也立个荣恩牌坊。”
很快这种声音也传到了宫里，先被王承恩听见，然后报告给了皇帝。于是陈家树就遭到了狠狠的表彰。虽然都是牌楼，他家这个却要高级的多，是皇帝下旨，当地官府出资盖的。
怎么说呢，即便明天死了，只要牌坊不倒，他陈家在当地就不会没落。县官来上任都要来主动拜会，下轿下马步行进村，这就叫荣恩，蒙荫子孙。
另一位受到荣恩的是孙承宗，不提任何战功，光是率部奔袭千里救驾，被皇帝重点提拔就是板上钉钉。但在御前会议上，当皇帝亲口说出了其任命之后，又把在场的官员们雷的晕头转向。
都指挥同知、昭勇将军、陆军副总督、兼兵部左侍郎、领中军都督府事！
当年袁可立把海军带得战无不胜，以文官领武职并无不妥。如果孙承宗也是以文官领武职，当个陆军副总督，再兼领五军都督府的工作，也不算太离谱。
可是他还兼职兵部左侍郎，这可是标准的文职。身兼文武双职，还都是实职，这就有点蹊跷了。而且都指挥同知和兵部左侍郎都是正三品，到底哪个是正职呢？
“都为正职，练兵作战本为一件事，却要分为兵部指挥调派、都督府训练落籍，还要分文武，互不统属互相对立，怎能指使如臂？今后陆军练兵之事全部交与孙承宗办理，海军由海军参谋部自行筹划。
如遇大战，陆军、海军参谋部共同筹划作战所需，报与总参谋部核准。兵部与都督府专职管理现有边军卫所，核清数量、兵籍、驻地，供应粮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