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论胆大，袁可立除了皇帝谁也不服。只要是真为大明好，能造福百姓，他就不会在意假扮海盗、也不在意纵兵屠戮安南民众，甚至连家乡父老都可以置之度外。

　　“礼卿言重了，以卿之才，对内可保一国安康、对外能开疆拓土，为了一些宵小之辈怎可以身相殉。”

　　如果说袁可立身上有比较大的缺陷，也是胆大，为了心中所想真敢无所顾忌。所以洪涛还得给他降降温，没干劲儿不好，干劲儿太足了往往也会适得其反。

　　“臣并非危言耸听，盐茶乃国之根本，牵扯甚大，只去皮毛于事无补，一旦深挖恐难以善了。”当面被皇帝称为治世大才，袁可立的内心还是挺感动的。

　　不管如何与士人阶层对立，本身终归是其中一份子，基本的道德情操并无太大区别。有道是君以国士相待，必以国士报之，士为知己者死嘛。

　　能在壮年时期，理想还未被磨灭的年纪，被这么一位心明眼亮、敢作敢当、杀伐果断的君王所重用，是绝大多数士人求之而不得的美差。

　　但在态度上依旧没有太大转变，还要规劝皇帝也加强重视，不要掉以轻心。这可不是过份小心，而是在了解更多内情之后不得不有的担忧。

　　“既然礼卿如此说，那不妨先研讨一二，到底有没有这么厉害还需真凭实据呐。”

　　见到袁可立如此坚持，洪涛也不好再规劝，向旁边的参谋们点了点头。不到半分钟，能坐二十多人的会议桌就被各种资料占据了大半，多是取自户部的账目和司礼监的奏本、题本存档精选。

　　这些就是总参谋部汇同司礼监、蹴鞠队搜罗、总结了好几个月的初步成果，其核心内容就是两个字，盐、茶！

　　没错，洪涛要对大明税赋的主要组成部分下手整顿了。这个念头由来已久，却迟迟不曾表露，直到自认为手中的权力足够时才突然提了出来。

　　即便如此也要先秘密进行，在拿到了足够的资料、想出了完全的对策、并有了非常可行的替代方案之后，才敢予以实施。

　　为什么如此小心谨慎，刚刚袁可立已经讲过了，牵扯面太大，利益纠葛太多。如果操作不慎，很可能引发全国性质的连锁反应。

　　与朝堂中的争斗还不同，由盐、茶所引发的乱局是自下而上的，参与者更多的是民间势力。他们虽然没有文武百官权力大，却胜在多，闹起来之后会对各地经济、农业、人口都带来很大伤害。

　　盐，从古至今都是生活必需品，自打春秋齐国的管仲提出了官山海的概念之后，神州大陆上的山林、矿产，也包括食盐，就从上天恩赐万民之物，突然成了各朝各代统治者的钱袋子，不经官府批准，私人采集贩卖有罪！

　　茶成为禁榷商品的历史稍微短些，是从唐代开始的。除了和盐一样有税收功能之外，更主要的还是为了遏制北方游牧民族，以茶控番，曾经是好几个朝代的政策。

第702章 盐祸

　　先说盐，明朝的盐业管理和其它政策如出一辙，两个字，死板。一看就是抄作业抄来的，而且还不是借鉴，是完全的抄袭。再加上制定者幼稚的想而然之，不光没有锦上添花，反倒成了累赘。

　　在明初，盐的管理部门是户部的十三个清吏司，基本继承了元代的办法，将煮盐的百姓编为灶籍。只有上交够了官府规定的数量，才能获得相应的粮食和钱。

　　灶户等同于奴隶，既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选择权力，世世代代和牲口一样。这么做只有一个好处，便于管理，同时也说明管理者既笨又懒。

　　在盐引法实施了一段时间之后，边关粮草告急，于是又临时打补丁弄出个开中法。这玩意还是抄的，来自于宋朝的折中法。

　　和一切拍脑门想出来的办法一样，开中法在短时间内解决了边关运输问题，然后随着时间推移，其副作用也逐渐展露了出来，那就是养出来一批贪婪的官商。

　　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本，几乎垄断了各地的食盐销售渠道，通过层层提价和掺假等方式从中牟取暴利。

　　再用这些利润向其它行业渗透，什么赚钱干什么，不求天长日久，只求曾经拥有，神挡杀神佛挡弑佛，进入哪一行就搅乱哪一行。

　　前几年被打掉的晋商集团和甬商集团，以及部分朝廷官员勋贵就是其中之一。而更多的这类商人、官员集团，仍旧在利用盐业大赚黑心钱，向下无休止的剥削灶户，向上欺瞒朝廷偷逃税款，无恶不作。

　　更奇葩的是洪武年间制定的开中法，是按照当时人口计算的盐引发放数量，近二百年过去了，盐引数量居然一点没变，还是按照洪武年间人口数量为基础。

　　人口增长了那么多，盐引一点没变化，可没有一个地方缺盐，食盐价格也不曾大幅增高。难道是大明百姓都提前进入少盐少油的健康生活了吗？又或者是有不通过官府管控的食盐大量进入了市场？

　　答案显然是后者，按照户部的记录，从万历元年到景阳十年，大明的食盐产量都在4.8亿斤左右，多的时候也超不过5亿斤，少的时候不低于4.6亿斤。

　　那万历年间有多少人口呢，这个数字全大明就没一个人知道，包括皇帝。明朝空有一种叫黄册的户籍制度，却很少被认真执行过，大多数时间只依照祖训办理，包括税收，恨不得一二百年也不变动。

　　朱元璋在洪武十四年做过一次人口普查，登记在册的人口数量大约在6000多万，再加上600多万军籍，人口总数应该在7000万出点头。

　　按照规定，登记人口户籍的黄册应该十年一更新，但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一位皇帝认真执行过，即便更新了黄册也全是糊弄，数据没谱儿到离谱儿。

　　为啥这么说呢，很简单，把万历朝的黄册拿出来和洪武年十四年的黄册对比就会发现，很多府县的人口数量愣是丝毫未改变，且人名都是一样的。

　　如果这些黄册可信，那就说明很多地方二百多年了不光人口没变化，且大部分人的寿命都长达二百多岁，整村整县的全是活王八。

　　为什么明朝皇帝都不遵守祖训，没按照十年一次做普查人口呢？答案很简单，从头就没把根儿种正。朱元璋普查人口，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征税，不算清楚人头，没法确定税赋。

　　可是到了他的儿孙手里，这件事就没人乐意去做了。为啥呢，因为祖训里说了不让加税。既然不让加税，那知道人口增长多少又有啥意义呢。

　　朝臣们更不愿意查了，因为人口多了，税赋就要多，可朝廷不让加税，谁收的税多谁就是盘剥人民，光挨骂了得不到一点好处。

　　另外人口普查是个十分耗费人力和物力的工作，还会牵扯到田亩分配、卫所逃兵、劳役轻重和税赋等一系列问题，一旦查清楚了就会让官僚资本和既得利益集团受到很大损失。

　　所以从皇帝到朝臣都没有花大力气查清楚的需求，或者说根本查不清，阻力太大。秉承着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原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洪涛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登基的，正好赶上黄册更新。可上台之初千头万绪，连朝堂内部都摆不平，根本没能力做全国性的普查。

　　到了景阳十年（1614），朝堂内部基本摆平了，有能力进行人口普查了，命令一下，搞了小两年，才发现效果依旧不尽如人意。很多地方官员还是抱着老观念，根本不把人口普查当回事，胡乱报个数字上去敷衍了事。

　　这可能就是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光把中央官员搞定，只能把控住国家的大发展方向，想完善细节，就离不开对整个官场配合。否则方向走对了，也不见得就可以有好结果。

　　景阳十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是1.1亿，准确肯定是谈不上，以多地的普查结果推测，实际人口数量要远高于这个数字。

　　那好，就拿1.1亿人口为准，去分4.8亿斤的食盐产量，就会得出4.4斤的平均值。这只是理想数字，不包含各种损耗，实际数值肯定要更低些。

　　4.4斤的每人每年平均值够不够用呢？继续用数字说话。明代的斤是590多克，一顿乘除之后，就得出了大明百姓每人每天的食盐消耗量，为7.1克。

　　看到这个数字，后世的很多人马上就会惊呼，哎呀，原来古人就懂得少盐养生啊，我们又遥遥领先啦！

　　那么实际情况是不是如此呢？答案是否定的。大明百姓肚子里没那么多油水，也没有各种机械辅助，每天就算啥也不干，光行走路程就要甩后世人几条街，重体力劳动很普遍，所以食盐的摄入量很高。

　　并且除了人要摄入食盐之外，牲口也得定期补充食盐，再加上古代提纯工艺不够，食盐里面的杂质含量比较多，综合算起来，把7.1克乘3恐怕都不太够用。

　　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官府控制的食盐供应量连全国需求量的一半都达不到，那剩下差额是谁给补上的呢？答案也很简单，私盐贩子。

　　盐是朝廷禁榷商品，也是重要的税收来源，为什么私盐产业的规模如此之大，难不成满朝文武都是瞎子、聋子，连带着皇帝也是笨蛋，不知道下旨取缔？

　　官员们肯定不瞎不聋，皇帝也肯定不笨，但他们都管不了。因为私盐产业的主要经营者就是官员，而皇帝无法与全体官员为敌。为了维持统治，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任凭这些人从国家和民众身上两头吸血。

第703章 盐业公司

　　实际上这种现象也不是明朝所独有的，从秦开始一直到后世，但凡是由权力垄断的物资，基本都是一样的处境。

　　也不是谁当了皇帝就可以彻底改变的，因为这是体系的缺陷，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后天无法去除，只能控制程度的大小。

　　那有人说了，大明的食盐价格一直都很低，税率也很低，就算私盐贩子很多，可老百姓并没受损，反倒得到了实惠。

　　没错，明朝的盐税是不高，食盐价格也一直都稳定在比较低的区间。以万历三十二年为例，4.9亿斤产量，等于发放了245万张盐引，每引200斤。

　　当年的盐税收到了130万两，每引的盐税就是0.53两，每斤2.65文。而这一年的盐场提货价格，每斤在11文左右，与唐宋元相比确实算很低的。

　　不过问题又来了，商品售价低，对人民收入和国家经济发展就一定有好处吗？答案依旧还是否定的，甚至正相反。

　　从汉代开始古人就总结出来一个经济规律，米贱伤农！米是生活必需品，同样食盐也是，所以食盐价格太低，不光伤害了灶户，还影响了国家税收和经济发展，弊大于利。

　　“朕闻听福建兴化府有晒盐之法，在海边滩涂修筑盐田以海水漫之，靠太阳晾晒。如遇晴天，连续五六日即可出盐，可有此事？”

　　洪涛一直都在听，直到王安把大明盐业的现状都介绍完才开口，没做任何评价，而是向在座的朝臣和参谋们询问。

　　“……”皇帝到底是从哪儿听说的，众人无法得知，到底福建有没有这样的技术也不知道，顿时全愣了。

　　“陛下，吏部考功司主事黄道周是兴化府人，臣闻其家中有人以贩盐为生，可唤来一问。”结果还得靠袁可立出面化解尴尬，他也不知道福建有没有晒盐之法，但认识一个当地人，且与盐业有关。

　　黄道周是谁洪涛有点印象，甲寅年的进士，竭云楼举子案的主犯之一。除此之外，他还有个身份，袁可立的门生。

　　这位总参谋长确实与众不同，连凶吉都没搞清楚就把门生给推出来了，也不怕吃了瓜落。难怪他在旧官场里混不下去呢，太容易被人抓到把柄予以攻击，是为官的大忌。

　　不过这倒是对了自己的胃口，想做实事、不过多考虑个人得失的官员越多越好。既然他不耍心眼，那就送黄道周一场大富贵，同时也是在用行动告诉满朝文武，皇帝喜欢什么样的，讨厌什么样的，所谓上行下效也。

　　“朕打算在山东与山西试行晒盐新法，既然是新法，尚不知优劣，就不用归入都转运盐使司了，暂在总参谋部下增设盐业公司，由黄道周**理，正五品，有单独奏报之便。”

　　其实有没有黄道周，新晒盐法也是要推广的。而且洪涛谁也不用问就知道该怎么晒盐，且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人晒的都好。

　　但光有好的生产工艺并不能解决大明的盐业问题，管理才是关键。巡盐御史和都转运盐使司的体系显然已经烂透了，除非推倒重来，否则换谁去也是杯水车薪。

　　可推倒重来动静太大了，手里也没那么多合用的人手，所以还得来个两条腿走路。一边对旧体系进行重点打击，一边创建新的体系。就像当年的海上剿匪衙门一样，先在盐业上钻个小洞，看似不疼不痒，实则是奔着挖根去的。

　　人总是有侥幸心理的，只要别逼得太紧，大部分私盐从业者肯定不愿意抛开身外物赤膊上阵。等他们反应过来，盐业公司也站稳脚跟了，所需的人才也培养出来了，再大规模更替成本会小很多。

　　至于说为什么要在山东和山西设立新盐场，而不是到新政更普及的福建和广东，这就是常识了。山东的日照时间比广东、福建多很多，晒盐和种地一样都是靠老天爷赏饭的工作，必须要顺从天意，不可人定胜天。

　　而山西平阳府的司盐城有个大盐湖，虽然属于池盐，但产量非常高，仅次于两淮盐场。当地除了晒盐，还有不少煮盐工艺，需要大量煤炭和木材，对植被破坏相当严重。

　　盐业公司的到来，不光要取代传统的煮盐工艺，还要把盐场扩大，增加机械设备，变相带入了部分新政体系，等于是为在山西实施新政铺路，一举两得。

　　在布局上，一东一西两个食盐主产区分配更合理，基本能解决北方各省的食盐需求，减少了运输环节，进一步降低了成本。

　　“如此甚好，臣遵旨！”一听说只在山东和山西进行盐业改革，两淮和浙江都不动，袁可立马上轻松了不少。这两个地区不光是最大的产盐区，还云集了半数以上的盐商，又是顽固派的老巢，官绅势力盘根错节。

　　下手轻了基本没用，下手重了就得和王昇一样杀得血流成河。可王昇有皇帝和海军撑腰，黄道周却是新来乍到，肯定没那么大魄力。

　　“先别急着应承，盐业公司不再有灶户，原有的灶户可让其自行决定去留。人手不足，仿效工厂自行招募。以后山东与山西之盐要重新定价，留出足够的利润分给盐工，具体数额由总参谋部仔细计算后报上来。”

　　可洪涛还没说完，光把以前的盐场归入盐业公司，换个名字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必须得提高食盐价格，再严厉打击私盐，才有可能改变整个盐业状态。

　　“……这……若是盐业公司价高，则盐商不会光顾，所缺份额会令私盐更为猖獗，陛下三思！”

　　仿效工厂雇佣工人制盐，袁可立并不觉得难办。从卫所裁撤下来那么多兵籍，再加上因为裁撤漕运失业的人口，可以说到处都是劳动力。

　　但人为提高山东和山西盐场的销售价就有点想当然了，盐商们又不傻，你的盐贵了人家可以不买，这样做不光无法打击私盐，反倒让出了市场份额。

第704章 以茶驭番

　　“哦……盐商不光顾是吧……还真是个大问题呢。你们都替朕想一想，有没有办法让他们必须光顾呢？”对于这个问题，洪涛摸着下巴做思考状，好像没找到办法，然后把难题抛给了在座的每个人。

　　“万岁爷，学生以为可以仿效海关配率，由朝廷规定每引中必须包含多少斤山东和山西所产食盐，额度不够需缴纳高额盐税。”很快就有参谋起身给出了建议，办法并不新颖，根本谈不上创造，顶多算借鉴。

　　“……嘶……不妥不妥。海商有港口海关查验，难以逃漏。盐引遍布各地，盐业公司和朝廷都难以获悉详情。”

　　既然是参谋出的主意，做为总参谋长就必须要重视了。袁可立摸着胡子沉吟片刻，摇着头给否了。办法再好，却无法实施，等于没说。

　　“……”这下满屋子人又陷入了沉默，都在绞尽脑汁琢磨有没有解决之道，或者干脆想新办法。

　　“万岁爷，奴婢有个法子，能解袁总参谋长之忧……”突然一个细细的声音响了起来，众人转头一看，居然出自端茶倒水的小太监。

　　“放肆……”第一个有反应的就是王承恩，厉声呵斥，脸上的肌肉都抽抽了。

　　“你放肆……他叫什么？”紧跟着就是皇帝，回头瞪了一眼。

　　“来的时候叫三丫头，大名府人，家里得了瘟疫，入京投靠，被远方亲戚净身卖入宫的。景阳八年入选蹴鞠队，投在奴婢门下，重新起了名字，王报恩，报答陛下教导之恩。”

　　“……王承恩、王报恩，朕听着你们俩怎么像是同辈？王报恩，说说你的办法。不用慌，你做的对，他敢报复就向朕告状。”

　　蹴鞠队每年都招收新成员，多则十几个，少则几个。洪涛虽然经常给他们上课，可除了头两三批的队员，剩下的也记不清谁是谁。不过规矩是一样的，实事求是，其中就包括了有想法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