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以为都督所言有理。”朱海鸥对这些食物倒是没多想，让吃就吃，闻言稍稍停住啃玉米豆的动作，使劲儿点了点头。

　　“有个屁的理，你要吃就把玉米豆啃干净！”话音未落就又挨批评了。

　　“海军攻占沙廉港的目的是什么？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这么简单的道理都忘啦！沙廉港是能牵扯东吁国的注意力，可阿拉干人更是东吁国的心腹之患。

　　如果能想办法让阿拉干国王主动挑战东吁国在缅甸一家独大的地位，云南之患马上就能得到明显缓解。若是再让掸族和勃固人也掺合进来，来个缅甸三国演义，说不定今后几十年都可以高枕无忧了。

　　你们想过没有，海军做为东吁、阿拉干、阿瓦、勃固四方唯一的武器供应商，是不是比仅靠经营沙廉港和等待水稻、甘蔗成熟赚钱更快更多？

　　除此之外海军还可以主动帮柬埔寨和大城国训练军队、提供盔甲刀剑，怂恿大城国王向东吁国复仇。等他们打累了，自然也就老实了。”

　　接下来这段话才是洪涛想说的中心思想，其实十分钟就能讲完，结果绕来绕去又提问又引导的弄了快两个时辰了，还是要由他亲口讲出来，丑恶的嘴脸和阴险的心思半点也没藏住。

　　“万岁爷圣明，学生都懂了，即刻去宫外等候奥总理商谈贷款事宜！”

　　好在朱海鸥也不是啥善茬儿，直听得两眼放光，瞳孔都变成方的了。丝毫不觉得皇帝的嘴脸丑恶阴险，反倒更加崇拜了。

　　原来海军还有这么多挣钱的门路，自己真是傻透了，这两年白白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和海盗较劲儿，不知道损失了多少收入。

　　经过皇帝的启发，再放眼往南洋各地一望，好嘛，到处都是金光闪闪的。除了柬埔寨、大城、缅甸之间有矛盾，南洋诸多岛屿上的国家和族群之间好像都不怎么和睦。

　　以前听说谁又和谁打起来了，谁又把谁给灭了，只会觉得烦躁。因为每更换一个首领或者国王，海军就得派舰队过去宣告一遍规矩。

　　现在不一样了，那些小国王啥的立马变成了潜在客户，不光不能烦，还得时刻关注其需求。买不买武器和服务没关系，先混个脸熟，保不齐哪天大买卖就找上门了。这买卖做的，不能说没本钱，也和捡钱差不多。

　　也正是有了这些潜在的客户，朱海鸥才不再畏惧去和日月银行借钱。这能叫借吗？这是拉着日月银行一起发财，但凡皇帝允许，海军随时可以找来一大堆愿意投资的海商，利息还比日月银行低！

　　“等等，此事只能与日月银行说项，不许再扩大了。海军依旧是军队，要严格遵守军法，军中如果有人插手生意，不管是不是直接的，让朕知道了都只有一条死路，切记！”

　　引导高级将领做战略性思考是一回事，军队的性质又是另一回事。洪涛坚决不希望看到军中有人趁机插手商业，或者利用信息优势变现。

第929章 又一位三省总督

　　景阳十九年（1623）冬，景阳皇帝御驾亲征叶尔羌汗国大胜而归的第三个月，云南巡抚陈用宾病死于任上。临终前几天又给朝廷发了一封奏折，对南部土司与缅甸之间的争斗深感忧虑。

　　皇帝对这位大半辈子驻守边疆，为国家鞠躬尽瘁的老臣之死深感内疚。特意召开大朝会，当众宣读了其功绩，追赠太傅，谥文襄，赐小琉球金鸡纳种植园百亩，召其孙入大学。

　　同日，钦点总参谋长袁可立任西南总督，兼云南左布政使，从广东、福建、山东、直隶、河南、山西、陕西急调三十余名知县、主簿，一同赴任。

　　死了个巡抚，身后尽享哀荣，算不上大事儿。可皇帝突然让袁可立出任西南总督，还派了一大群地方官协同就很耐人寻味了。

　　袁可立何许人也？与礼部尚书袁应泰号称二袁，一文一武牢牢把控着朝堂和军队，乃景阳皇帝的左膀右臂。现如今突然派往地方任职，还是偏居一隅的西南三省，难道是得罪了皇帝被放逐？

　　再看看跟随其前往的三十多名地方官员，答案就比较明显了。无一不是年纪轻轻却履历丰富之辈，而且全部出自一个地方，海户司。

　　当初广东、福建搞新政，李贽和袁应泰确实冒着极大风险打破了不少官场陋习，但绝大多数具体工作却是由这些寂寂无名的小吏去完成的。

　　到了直隶、山东实施新政时，又是这些年轻人冲在第一线，只不过有些已经从小吏变成了小官，从政经验更加丰富，战斗力更强了。

　　然后他们又跟着周道登去了河南、陕西、山西，继续在三省推广新政。此时不光身份成了有品阶的正式官员，其中还不乏州府主管，人数也翻了好几倍。

　　周道登是出了名的滑头，可他手下的这些官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狠角色，无论是当地的官员、豪强还是皇族，谁挡了道就干谁。且手段极其阴损狠辣，往往都是组着团的打群架，所过之处官场一片哀嚎。

　　现在要从他们之中抽调几十人跟着袁可立去云南赴任，最明显的答案就是皇帝要对云南下手了，大概率是要推行新政。

　　可是再仔细想想吧，好像又不对。云南与广东、福建、山西、陕西、河南不同，其它省份之所以叫推广新政，是与之前实施的政策相比较。

　　而云南、贵州，加上广西和四川的部分，一直以来实行的都是土官制，一个地方一个风俗习惯，根本不受朝廷政策统一限制。连旧的都没有，和谈新政呢？

　　皇帝得糊涂到什么地步，才会去云南推广新政？袁可立又要谄媚到什么程度，才会不予劝谏任凭皇帝瞎胡闹？

　　很显然，皇帝和袁可立都不是这样的人，所以说袁可立大概率不是去云南推广新政的，而是有着其它目的。

　　是什么呢，这就不好猜了，还是等着看吧。反正云南也不是化外之地，有驿道相通，但凡有点大动作用不了两个月消息就会传出来。

　　中国古代从中原进入云南主要有三条路，分别对应三个方向。最北边的是清溪道，唐代之前也叫五尺道。它从成都出发，一路向南经过雅州（雅安）、建昌、东川、抵达昆明。

　　最南边的叫邕（yong）州道，是从广西南宁进入云南的道路。它起源于唐代，但兴盛于南宋，主要是为了交换大理的马匹，所以也称为战马道。

　　但这两条道翻山越岭，很多地方只能通行驮马，不太好走。元朝为了更好的统治云南又修了一条新路，称为滇黔道。

　　它从湖广常德起，顺着浣江到怀化进入舞阳河，直抵黔东南镇远卫。上岸改陆路，经贵阳、普安州进入云南，再往西过曲靖，抵达昆明。

　　明初时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进攻盘踞在云南的元军就是顺着浣江先进入贵州，再顺着驿道直抵昆明。

　　如果没有元朝修建的滇黔道，光靠上面两条古道，不能说云南就攻不下来，很可能要多费一些时日。

　　可是袁可立领旨离京近一个月了，别说滇黔道，连同清溪道和邕州道沿途的各州府都没有发现其踪迹。堂堂大明帝国西南总督及其护卫一行，就这么消失在了众人眼中。

　　更令人不解的是皇帝对此事也不闻不问，好像从来没派出过西南总督一职，每天该干嘛干嘛。这下让有心想问问的朝臣也不得不把嘴闭紧，狠狠压抑着好奇心，怀揣着好几只小兔子似的度过了景阳二十年的元日。

　　正月还没过完，一封从云南蒙自县发来的紧急奏报，通过急递铺以最快速度送抵了通政司，很快就出现在皇帝的案头，并被司礼监掌印曹化淳刻意摆在了最上面。

　　可皇帝一直都没有打开奏报的火漆封印，就这么放了足足两日，突然召集所有总参军机参加御前会议，然后当着大家的面让王承恩把内容念了出来，顿时让在座的朝廷重臣们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得不在心里暗叹皇帝的胆子是真大、主意是真正、手段也是真老辣。又一次对祖制举起了大砍刀，毫不犹豫的砍了下去，并瞒过了所有人。

　　袁可立一行人并没失踪，而是走了第四条路进入云南。如果非要起名字的话，应该叫滇安道，或者安滇道，它连通了安南的升龙府和云南的昆明。

　　之所以谁都不清楚袁可立去哪儿了，而皇帝却不慌不忙，就是因为袁可立从大沽口上海船之后根本没在松江港换乘江船逆流而上去常德府，而是一口气去了升龙府。

　　袁可立是谁？那可是海军的缔造者之一，只要皇帝点头了，海军上下没谁会不听话，自然不会透露出半点风声。

　　到了升龙府之后，陆军的安南都司肯定知情，但奏报也是去了总参谋部，同样除了皇帝谁也不会对外透露。

　　直到其一路北上来到了蒙自县，当地的县官才有机会通过正规渠道把西南总督抵达的消息传回朝廷。

　　皇帝不看，是因为早知道袁可立在干什么，这份奏报就是故意给有心人准备的陷阱。

第930章 改土归流

　　如果在召开御前会议之前就有人私下里议论袁可立出现在蒙自的行踪，从锦衣卫到通政司再到司礼监，恐怕就要经历一场大清洗了。

　　挖地三尺也得找出是谁暗中偷看了必须由皇帝当着通政使亲启，并同时抄录副本的紧急公文。

　　好在皇帝绝口不提有人偷看公文的事儿，这让在座的诸位大臣全都松了口气。尤其是左通政使刘宗周，差点没背过气去。这要是真有人偷看了公文，不管是不是从通政司泄露的，他都是第一个被怀疑对象。

　　“陈用宾在任上时连续给朕发了三份奏折，所说的都是同一件事，缅甸不稳，边境吃紧！

　　他在云南巡抚任上干了30年整，从朕继位以来几乎年年向朝廷要兵、要饷。每次看到来自云南的奏报，朕心里都会怦怦跳，生怕再生事端。

　　在朕的心目中云南要比辽东更棘手，选择安抚，各地土司们拿了钱粮短时间内相安无事，花光吃光后又会变着法儿的再向朝廷伸手索要。

　　选择弹压，派兵少了无济于事，派兵多了一哄而散，隐匿于山林之间难以找寻，白白耗费钱粮起不到任何作用。

　　以往有北虏、建虏羁绊，朕纵有万般不甘也只能压在心底，每年拨出钱粮去填这个无底洞。眼下终于腾出手了，岂能再受此般窝囊气。

　　改，必须要改！三江之内宜流不宜土、三江之外宜土不宜流的说法已经过时了，袁可立去云南的第一要务就是改土归流。

　　众位爱卿帮朕议一议，要如何做才能帮袁可立完成改土归流的重任，同时还要让效果长久。最好是彻底改过来，不要时常反复。”

　　但皇帝接下来说的事情同样很沉重，改土归流。简简单单四个字，其背后所蕴含的变化极其复杂，稍有疏忽和算计不到，或者偶然加意外，就可能引发一场骚乱乃至叛乱。轻则祸及一村一寨，重则糜烂数个州府。

　　“臣以为若要长治久安唯有双管齐下，由陆军镇之，由新政抚之，方可奏效。只是臣对云南风土人情知之不多，无法详述。”

　　土官、流官都是官，做为吏部尚书肯定责无旁贷。袁应泰也不等被点名了，主动起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原则上支持皇帝的意愿，谁来当家也不想有人成天捣乱还不听话，可确实不太了解云南的情况，想帮忙也无从提起。

　　“袁尚书所言极是，臣等平日里有所疏忽，对云南知之甚少、知之甚少……”

　　吏部尚书率先表态了，内阁首辅叶向高硬着头皮也得起个表率作用。可这件事来得太过突兀，没时间做功课，根本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只能随着一起打马虎眼了。

　　“事发突然，诸卿没有准备情有可原，不必自责。朕这里倒是有个办法，说出来大家议一议，看看能否可行。”

　　看着桌边一圈大臣全做委屈茫然状，洪涛也不恼，反倒替他们开脱了起来。然后话锋一转，把征求解决办法变成了讨论办法是否可行。

　　没错，洪涛找朝臣们来开会根本不是集思广益，而是走个过场。在他心目中，这些人、包括袁可立和袁应泰，在有些问题上是无法给自己启发的。不是他们笨，也不是他们惰政，而是时代局限性。

　　所以想做某些事时最好不要问他们能不能做，而是该做好计划之后让他们来挑一挑漏洞、补充补充细节，顺便统一下思想，就可以开干了。

　　“朕翻看过近百年的案卷，发现九成九的骚乱都是由各族引起，理由千奇百怪，有时候因为一头牛的走失或者一场婚事也能让两家土司刀兵相向。

　　之所以造成此种状况，朕以为原因有三。第一，他们太闲在了！有道是闲人生事，如果再缺乏律法管束，一句不和闹出人命也就不稀奇。

　　第二，他们太穷了！和云南的汉人比起来，当地各族的生活确实不尽如人意，有些地方可能还处于刀耕火种的状态，大部分靠采集和狩猎过活。

　　当他们看到汉人衣食无忧，自己却忍饥挨饿时，难免会起嫉妒之心。此时如果无法及时获得开解，就很容易被有心人蛊惑，成为别人手里的刀。

　　第三，土司们盘剥太重了！各地土司并不认为是大明子民，更不觉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是将领地当作私产，把律法视为无物。不光贪得无厌，还草菅人命，堪称土皇帝。

　　想要改土归流又不想让地方动荡，就要把当地各族民众与土司严格区分开来，用各种办法向他们阐明，朝廷不是来与他们为敌的，相反，是来帮助他们衣食温饱的。而土司和土官，则是让他们贫穷的根源。

　　怎么才能做到这一步呢？朕也总结了三点。第一，军队。用拳头讲道理通常更容易让人留意倾听。但拳头不能太硬，也不能太重，把人都打坏了，听懂道理也是枉然。

　　第二，榜样。古人云言传不如身教，朕以为这句话并不完全，应该加上后半句，身教不如身临其境。

　　举个活生生的例子，女真首领黄太极跟随朕西征，从出发到回还短短七个月，不光汉话水平突飞猛进，还学习借鉴了陆军的不少规矩，用于八旗军之中。

　　如果让朕去劝他学习，七个月之内断无可能做到如此地步。如果在他身边安置一位陆军将领，每日以身教之，怕是也好不到哪儿去。

　　但当把他与陆军放在一起行军、作战后，不用任何人多废话，更不用刻意教授，他就会主动学习且孜孜不倦，乐此不疲。

　　同样道理，如果想让云南各族心向朝廷，光靠颁布政令绝无可能，必须想办法树立榜样、创造大环境，让其切身感受到新与旧之间的截然不同，才有可能主动改变。

　　第三，利益。它虽然排在第三，却是最关键也是最核心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益才是人群的最终驱动力。没有利益，军队和榜样都是无根浮萍，长久不得。

　　军队好解决，西南都司在昆明有驻军，不够的话还可以临时抽调，一个卫不够两个卫、两个卫不够三个卫。朕奔袭几千里破敌国都，不过也就用了三个卫而已。

　　榜样稍微要难一些，指望当地人自我改变是不现实的，只能从外部想办法。两年前朕将八旗军的3万多家属送去了升龙图参与修路。

　　如今他们已经进入云南，并在沿途开垦山林安家落户。云南只是远，并不贫瘠，只要肯劳作，能多富朕不敢保证，一家温饱绝无问题。

　　利益并不难，八旗军家属在云南开荒种植了玉米和烟叶，还开辟了牧场，效果还是不错的，养活一家子没有问题。等规模再扩大两年，收益还会更高。

　　朕手里还有几万女真俘虏，但光靠他们远远不够，也不该将过多同宗同族放在一地聚居，所以从内地迁移汉人去云南定居就迫在眉睫了。

　　袁可立此去，会在蒙自、建水、宁州和昆明附近寻找合适地段设立农场，以百户为最低标准收纳裁撤卫所、战俘和各省移民，并驻扎陆军予以护卫。

　　农场所需住宅、农具、种子、牲畜，皆由日月银行给予贷款购置，除了开荒屯垦之外，每年用修路里程偿还贷款，具体年限由建设部与日月银行另行计算。”

　　随着面前小本子的打开，洪涛连装都不装了，一口气念了下去。先剖析了云南现状的由来，又分析了其中的利弊，最后给出解决办法。

　　虽然还没有太具体的细节，但大体结构已经成形了。当皇帝的本来也不用说得太详尽，给出方向、目标和要求，剩下的自然由各部官员们去补充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