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三年了，这位总督只回京参加过一次京察，平日里全扎在海河造船厂从不露面，更没有给皇帝送过什么土特产表忠心，在外界看来没有半点保皇党的属性。

　　但他们有所不知，每个月都有一封厚厚的信件通过御马监税使的渠道秘密在京城与海河造船厂之间交互，袁可立会把在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一一汇报，皇帝则有问必答，大部分全能给出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

　　今天是袁可立头一次使用特殊腰牌求见皇帝，驻守皇宫的陈矩半点不敢怠慢，马上让张然带着袁可立出城向北迎皇帝的依仗。

　　“……臣昨日按照陛下吩咐去了趟海河机械厂，在那里见到了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徐光启和王徵，眼界顿开的同时又有些疑虑，旁人皆无法解惑。”

　　袁可立没穿官服，一身青色道袍皱皱巴巴，要不是已经简单梳洗过，估计还得有一头一脸的灰土。张然也是个死心眼，皇宫里不是有两辆封闭式四轮马车嘛，何必非要骑马出行，坐车多舒服。

　　“坐下边吃边讲，行宫的饭菜规矩很大，朕不能留你，只能和内官一起用饭，多吃些糕点免得晚上饥饿难忍。”

　　听到袁可立是在看过机械厂之后才有的疑虑，洪涛就大概猜到是哪方面的问题了。没关系，这才是正常反应，如果看完之后啥想法都没有，就不配当一名合格的总督。

　　“臣问过徐光启了，用千斤压机能把精钢条轻易弯折，如能改为生产铳管，事半而功倍。再加上纯钢甲胄，定能让辽东边军如虎添翼。”

　　袁可立不光饿还累，昨晚大半宿都没睡着，脑子里总是浮现出机械厂里的情景。自己之所以答应出仕，不是想飞黄腾达萌荫后代，而是看在新皇帝有志在革除弊端振兴朝纲的想法，才要尽一番臣子之力。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一位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只要有一丝希望谁不想去搏一搏呢。假如这位也和万历皇帝一样不管不顾热衷于争权夺利，打算让自己成为帮凶，那这个总督不如不做，继续回家诗书耕读岂不自在。

　　“边军是武器不好、甲胄不坚吗？与北蛮和女真各族比起来，我朝边军的装备已经非常犀利了。除了火铳还有大小火炮相助，可依旧屡屡失利，礼卿认为何故？”

　　果然，袁可立与赵士祯的想法差不多，只是问得更具体更直接。没辙，还得把缘由再说一遍，希望这位历史上有名的帅才能听懂并予以理解。

　　“……朝中……也罢，陛下以为何解？”袁可立本想说朝廷里确实存在派系斗争，且底线越来越低，经常不顾大义互相使绊子，造成前线将士军心涣散、号令不一。

　　但刚起个头就戛然而止了，紧跟着长叹一声，像是把胸腹中所有怨气连带着全都吐了出来，身体颓然矮了一头。

　　有道是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当年他就是感觉无力回天才决定不再出仕为官，眼下再用同样的问题去难为刚刚登基没几年的年轻皇帝，好像人品有些次。

　　“大厦将倾，仅靠修修补补无法奏效，想让它继续遮风避雨只有一个办法……推倒重建！”

　　通过三年的考验，洪涛觉得袁可立是个有手段的能臣，也是有坚持的直臣，只要事关国家存亡大概率会选择迎难而上。即便反对也要当面指出，不屑于在背后搞小动作。

　　想让这种人为己所用就不能光拿虚幻的大饼忽悠，必须来点实际的硬货，哪怕有些耸人听闻也不怕，压力越大说不定效果越好。

　　“……何至于此？”啥叫推倒重来，袁可立觉得已经领悟，不用再详细解释了。除了极大的震惊之外，还有不少迷惑。

　　历史上那么多朝代，想改革的皇帝大臣此起彼伏。有的是为了临时补救、有的是为了增强控制力、有的是为了清除异己、也可能为了富国强兵。反正不管为了什么，没一个是想自己改自己的。

　　改革改革，改变别人、革除别人才是真谛，拿自己开刀不叫改革叫造反，造整个家族的反，还有满朝文武的反，大逆不道啊！

　　就算这样真的能挽救颓势、再创辉煌，可大明帝国确实到破烂不堪、大厦将倾的地步了吗？仔细想想吧，好像有些趋势，但好像又没那么糟糕。

　　“何至于此？礼卿，此话从你口中说出来，着实让朕失望。去年太仓已然拿不出足额赈灾米粮，只能由内帑发银弥补。想为边军装备昂贵的新式火铳和钢甲，钱从何来？”

　　如果袁可立在三年前这么问，洪涛还真回答不上来。有道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登基之后才逐渐想明白万历皇帝为啥挖空心思不择手段的捞钱，不是装穷是真穷。

　　明朝的财政制度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一个字，乱！可能是出身问题，在某些方面具备国人的天赋，比如政治斗争手腕高明，杀伐果断。但在某些方面又特别弱，比如经济。

　　他设计的财政制度既不合理又难以实施，到处都是大窟窿，缝缝补补熬过了二百多年，一遇到大风浪就再也扛不住了，立马散架。

　　先聊聊国库系统，这可是朝廷的钱袋子，是否饱满基本等同于国家存亡。

　　明初的国库只有一个，叫做内库。包括了内承运库、内供应库、天财库、罚脏库、广汇库、广积库、广盈库、甲字库、乙字库、丙字库、丁字库、戌字库，整整十二座大型仓库。

　　这些仓库有的存储金银宝钞，有的堆放盔甲利器，从小到大、从高到低，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连同南京的内库，一起担负着朝廷与皇家绝大部分收入与支出。

　　关键词来了，朝廷与皇家！按照逻辑与人性综合推理，无论两方如何默契，总要有一方实际掌握内库的管理权，于是矛盾就产生了。

　　当皇帝比较强势时必然会主导内库管理权，说白了就是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谁也管不了。而当臣子比较强势的时候，比如张居正，那皇帝就成受气包了，想买根大雪糕吃都得提前打报告，否则一文钱也拿不到。

第144章 经济账

　　你来我往的争了上百年，直到正统年间，官员们争烦了，干脆另起炉灶，建立了一个独立于内库、由户部直接管理的国库，太仓。

　　从此之后，每年的财政收入部分归太仓部分归内库，还有一些两边分赃。比如发行货币的收入，两边五五分账。再比如钞关收入，以前内库独吞，现在也不得不拿出三成交给太仓。

　　到了成化年间，太仆寺也找借口建立了常盈库，把马政的盈利单独存起来，既不归皇帝直接管理，也不让户部插手，算是独立在太仓、内库之外的第三个国库组成部分。

　　又过了几十年，嘉靖皇帝的工部尚书看到太仆寺有自己的小金库，日子过得无比舒坦，也找到皇帝不知灌了啥迷魂汤，又弄了个独立于太仓、内库和常盈库之外的节慎库，于是明朝的国库就被分成了相互独立的四个部分。

　　不对，如果仅仅是四个部分哪儿谈得上乱。除了两京的太仓、内库、常盈库和节慎库之外，每个省还有自己的府库。

　　各地从民间征收的粮草钱钞要先入府库，再上缴朝廷规定的部分，剩下的存在府库中以备不时之需。自己记账自己花，这小日子不要太舒坦。

　　但上缴国库的部分有时候是以实物算，有时候又要折成钱钞，流程既凌乱又繁琐，还没有专门人员管理，账目乱成一团麻，很难完全厘清。

　　说完了国库系统，还得聊聊税收系统，没有收入，库房管理得再井井有条也是枉然。

　　元朝末期，各地狼烟四起、兵祸不断，仅从朱元璋加入起义军到推翻元朝建立新政权就经历了15年。

　　打仗打了15年是个啥概念呢？后世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加起来不过12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基本就是一穷二白。

　　明初基本也是这个状况，内部百废待兴，外部威胁依旧存在，无法把全部精力用在内政上，必须要保持一支庞大的军队。

　　朱元璋为了减轻财政负担，采用了广泛的军事屯田，也就是卫所制，想效仿北方游牧民族来个军民合一，需要打仗的时候穿上盔甲就是士兵，打完仗放下刀枪拿起锄头就是农民。

　　怎么评价呢？太理想化也太缺乏长远眼光，完全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更没考虑过军户们的未来。标榜为农民出身的朱元璋这时候已经背叛了他的阶级，制定的大多数政策都没有向农民偏袒，反而是加害。

　　究其原因，有可能是智慧不太够，但他玩政治斗争可一点不含糊。也有可能是为了权力，毕竟国家是他打下来的，必须传给老朱家万万年。这时候哪儿还顾得上农民的死活，自己怎么合适就怎么来呗。

　　一个由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国家，国内农民起义次数和规模居然在历史上名列前茅，仅从这一项上来看，老朱就没有真正为了农民着想，至少是没想周全。

　　与此相反，他倒是给子孙后代想得挺周全，恨不得把国库都掏出去也不心疼。有人说他制定政策的时候没想到子孙那么能生……这话说得都降智，他又不是单性繁殖出来的怪物，怎么能想不到后代还会生后代！

　　卫所制度刚开始确实有效果，可惜好景不长，也就100年出头，屯田收入就从永乐年的800多万石迅速下滑到了正德元年的104万石。

　　这时卫所制就不再能为朝廷降低财政负担了，反而成了负担。军费开支从正德初年的40万两快速飙升到了景阳三年的400多万两，这还是在没发生任何中大规模战事的前提下，如果有，军费还得增加。

　　光多花钱就够了吗？肯定不是，一个糟糕的政策，带来的往往不是该有的损失，还会加上连锁反应。卫所制引发的连锁反应就是让军队整体素质和战斗力大幅度下降，想弥补必须花费更多钱粮重新招募士兵。

　　从正德之后，北方大部分军队用募兵来填补空额已经成了通行的做法，当时的价格是6两银子一年。到景阳三年已经涨到了16两银子，袁可立以漕运总督名义招募的水师更贵，要18两银子一年。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各种战事也突然频繁了起来。嘉靖二十九年，鞑靼首领俺答汗率兵突入京师附近劫掠八日，史称庚戌之变。

　　嘉靖三十二年，倭寇大举入侵江浙沿海地区，朝廷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耗费了十多年时间才勉强平定，沿海地区受到的损失不计其数。

　　万历时期的三大征、逐渐露出獠牙的辽东女真各部、再加上此起彼伏的地方性农民、手工业者暴动，又把靠张居正改革积攒下来的家底差不多耗光了。

　　反过头来再看看民间，如果老朱家真对农民好，百姓们怎么会如此薄凉，想尽了各种花招去逃避、甚至用武力抗争朝廷的税赋。

　　明朝实行的是累进制征税方式，田产越多税率越高。征富济贫的出发点很好，但和当时的诸多政策一样，可实施性太差，到处都是比城门还宽的漏洞。

　　所以说吧，好的企图并不一定能获得好结果，做为普通人尚且如此，想当个称职的皇帝，必须具备超出常人的大智慧，跳出凡夫俗子的格局，才有可能成功。

　　具体来说，不超过30亩地的农户，税收负担只占到了5%左右。到了300亩规模，税收比例接近10%，以此类推，税率随着土地增加打着滚的翻番。

　　那是不是就没人愿意兼并土地了呢？这时候就得祭出老马同志的名言了：只要利润足够多，资本就敢践踏人世间所有的道德与法律。官僚士绅，比纯粹的资本更厉害，因为他们手中还多了一样大杀器，权力。

　　为了偷漏税，官僚士绅们想了几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对抗朝廷法令。比如分散购地，在每个州县的购地数量都不超过300亩，也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只交5%税，这种做法被称作飞洒。

　　如果家里没足够人手，不想去外地购买土地，只想守着自己家过日子，能不能也少交点税呢？必须能，只要把属于自己的土地挂在没有土地的流民名下，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俗称诡寄。

　　眼看着大户人家都这么精打细算的过日子，小地主和普通富户肯定也不肯落后。于是他们也想了个办法，把土地献给当地有免税权的宗室功勋或者庙宇，缴纳低于规定的税率，两边都有便宜可占，唯独亏了朝廷。

　　如果当地没有宗室功勋和庙宇，也不会玩飞洒和诡寄该咋办呢？没关系，还有办法，比如说拖欠。找各种借口少交税粮，并承诺明年补齐。然后找个除了条贱命啥都没有的流民，让他代替自己去挨杖责，同样花不了几个钱。

　　还有更狠的，反正也是交不上税，干脆就放弃田地，带着全家钻进山沟子当流民，找到合适的耕地刀耕火种自给自足。后世里很多隐藏在山沟里的小村子，就是当年躲避战乱或者逃税流民建立的。

　　找不到也不是末日，还可以四处流浪，专找大城市钻，要饭吃总比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劳作一年，结果交完税仍旧饿肚子强。

　　当地官员面对这种情况通常来讲也不会玩了命追究，他们三年一考核，保不齐下一任被分去什么地方，如果太较真反倒容易引发民变，不光影响自己的名声，还会给上官添麻烦。

　　地方官没办法，朝廷同样也没办法，换谁去治理，只要不能更改税法，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就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假装看不见。

　　历任皇帝在登基、生皇子、册封太子的时候，都会假惺惺的来个赦免，把之前拖欠的税粮免掉一部分，以期让成为流民的农户减轻负担，及早返回家乡继续种地纳粮当韭菜被收割，但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戏码唱得次数太多就失去了忽悠效果，收效甚微。

　　农税这边亏空越来越大、入不敷出，从根本改变现行制度又难上加难，换个思路，能不能提高其它方面的财政收入，用来弥补亏空呢？

　　比如商税，答案是不成！明朝的治国理念是重农抑商，上百年间就没鼓励过百姓经商，突然间向商业化转型谈何容易。

　　再说了，纵观中国历史，只要是朝廷不鼓励的事情，99%全是利润特别高的。普通百姓无法染指，却不意味着权贵阶层也不能干。

　　实际从明朝中期开始，官僚资本就大规模进入商业领域了，皇帝和朝廷全都心知肚明，但谁也没法挑明，嘴上还得继续嚷嚷以农为本的废话。

　　向官僚资本收税？这恐怕要比御驾亲征一举荡平漠南、漠北鞑靼各族还危险。敌人不管多凶残好歹能看见，官僚资本的主体是朝廷官员、宗室和勋贵，多收一分钱他们也得急眼。

　　惹了众怒，皇帝分分钟会因为睡午觉姿势不对、落水感冒、吃错药、随便上厕所被死亡，实在不成还可以被宫女、太监乱棍打死，反正是谁动了他们的蛋糕谁就得去死。

第145章 贼大胆

　　“……可还有救？”皇帝的这番分析让袁可立无言以对、无比忧伤，虽然其中的有些数字不一定准确，但大体的脉络很清晰也很令人沮丧。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两样基本算是做到了，正准备向后两样发起冲击，结果国家要没了，这不就叫釜底抽薪嘛，有再大本事也不能凭空施法。好在年轻的皇帝已经看到了弊端，也正要弥补，就是不知道管不管用。

　　“确实已经病入膏肓，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医治。只是很多人未必愿意刮骨疗毒，更何况要失去大部分既得利益。这时候强行为之，必遭反噬，非常危险。朕自问可以为了江山社稷无所畏惧，礼卿你呢？”

　　袁可立的反应并不出乎洪涛预料之外，刚刚这段对国家经济的大致分析都是有理有据的，一部分资料来自于后世专业学者，另一部分则是靠当代六部的各种公文存档。

　　假如两边都有偏颇与不实，放在一起互相印证之后，大体上还是比较能反映实际情况的。如果袁可立连这些都无法接受，还要继续自欺欺人，那就宣告自己选错了人。

　　漕运总督很快就要换，而这位历史上挺有名的能臣也将马上消失在人间。只要自己没说出暗号，门口就会有至少三支钢板弩近距离射击。行宫里弄死个人太简单了，更何况是秘密前来的，必须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为了天下苍生、江山社稷，臣愿刀山火海追随陛下。只是臣想知道该如何刮骨疗毒，仅靠水师的三千多兵卒绝无可能！”

　　袁可立是铁骨铮铮的忠臣吗？是也不是。他并没马上做出选择，迟疑了半盏茶才表态，且把天下苍生放在了江山社稷前面，根本就不打算忠于某个人。即便这样还是有条件的，想先听听具体措施再下注，市侩得很。

　　“哦……已经有三千多人了！朕听说水师招募颇为不利，如何又多出一千人？”

　　可越是这样洪涛就越安心，几辈子了，从来就没见过毫不为己专门利人的圣贤，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把道德底线拉太低，多少具备些人性，兼顾一下大义，就是很不错的合作伙伴了。

　　“恕臣没有如实上报，天津卫确实只有不到两千水师兵卒训练，但在双屿港附近的岛上还有一千多投诚海盗以供驱使……”

　　袁可立的回答让洪涛再次改变了看法，也更加理解历史上这位能臣为啥最终会被朝廷排挤。除了理念不同之外，胆大包天一意孤行也是主因。

　　另外这位还是个二皮脸，嘴里说着恕罪，可表情上半点看不出诚惶诚恐的样子，把先斩后奏变成了运筹帷幄，毫不违和。

　　合算早在一年前，袁可立就与这群盘踞在双屿港附近的海盗搭上了关系。刚开始是不打不相识，然后用船只性能和出神入化的导航技术折服了对方，两边开始正式合作关系。

　　天津卫造船厂每次南下都会把部分货物先卖给他们，再由其运到附近城市找关系出售。具体卖多少钱、卖给谁，一概不问。一来二去两边混熟了，建立起基本信任关系，海盗们听说水师在招兵就主动提出投靠。

　　袁可立本意应该是想接纳的，但又怕皇帝反对，干脆来了个两头蒙。一边和海盗们说这事得等皇帝批准，让其先在岛上待着。一边闭口不言，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再和皇帝提及此事。

　　不得不说这位进士出身的朝廷大员在骨子里有着很浓的江湖气息，对身份地位之类的俗礼看得没那么重，只要有用的人都可以合作。

　　而派去为帆船导航的蹴鞠队小太监们就稚嫩了很多，忠心足够，阅历不足，即便天天在船上盯着，也只汇报了打击海盗和与走私商人勾结卖货的事情，压根儿就没看出来两边已经有了很深的联系。

　　“真信得过？”明朝的海盗是个啥德性洪涛真不清楚，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机会接触，只能靠别人代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