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部侍郎兼转运使郑叔清，被外派到洛阳公干后，检查了含嘉仓的储粮情况。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含嘉仓的库存大约少了八成！其空置率，可谓是自建仓以来的新低！估计就比刚刚落成那天强一点点！

　　这几年，朝野都在赞颂裴耀卿漕运有功，各地府库充盈。没想到，作为武周时期“天下第一仓”的含嘉仓，居然空了大半！

　　简直骇人听闻！

　　李林甫写了一份详细的疏奏，向李隆基陈述了洛阳作为粮草转运之地，粮食存量竟然远未达标的事实。

　　李隆基看了这份疏奏，大发雷霆，一怒之下，将之前承办粮食转运的诸多官员全部撤职查办！

　　结果，立马就有朝臣上书，说含嘉仓空置的原因并不在此，希望李隆基能收回成命。

　　政务上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没有那么多是非对错，只存在“有所为有所不为”而已。

　　从某个角度看，那些人也不是纯粹无理取闹，他们说得还是挺有道理的。

　　裴耀卿改革漕运，采用“分段式”运输，三年往长安运了700多万石粮食，成绩不可谓不耀眼。

　　但是，事物的发展都是有其两面性的。有得必有失，乃是常态。

　　漕运改革，是以牺牲汴口到洛阳段的漕运为代价的。它对大唐漕运的布局，乃至国家经济中心的布局，有着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只是此时绝大多数人并未看到这一点罢了。

　　这样的例子之前便有。

　　当初从北周灭北齐，到尉迟迥相州起兵反隋。当政者都看到了邺城对于凝聚河北人心的恐怖威力，于是改了漳河水道，使黄河漕运路线不再通过邺城。

　　自三国开始兴盛了数百年的邺城，就此没落。失去漕运的邺城，也就失去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

　　而自裴耀卿漕运改革后，因为漕运路线改道，洛阳不再是必经之路，因此愿意前往洛阳的漕船就日渐稀少。

　　三年时间，汴口到洛阳这一段的漕运，几乎减少了80%！

　　运量从最高峰时的百万石，到现在的不足二十万石。

　　裴耀卿漕运改革的核心，除了分段漕运外，另一点就是以汴口为转运的核心，放弃从前漕运以洛阳为转运核心的战略。

　　漕船都不往洛阳走，含嘉仓只出不入，粮食库存减少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在朝堂各类歌功颂德的声音之下，这个重大转变的影响，显而易见的被有意忽略和淡化了。

　　这项漕运改革，是官府在汴河与黄河的交叉点上置河阴县（今河南河阴县东）及河阴仓，在河清县（河南孟县西南五十里）置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之西置三门仓（一作盐仓）。

　　这项改革直接导致了日后以汴梁为核心的漕运经济崛起，奠定了五代十国的基本经济格局，其影响之深远，除了“过来人”的方重勇外，无人看得透彻。

　　而采取分段运输的方法给长安运粮，水运条件合适，那就运输；水运条件不合适（如枯水期），那就不运。

　　其改革思路是革命性的。

　　这项改革实施效果不能说不好，但有个核心问题是：这样的高强度运粮，是不可持续的。

　　运输量是大了，然而运输成本，却没有本质性的下降，这些运费绝大部分还要商贾来买单。这是定都长安，所必须付出的经济代价。

　　事实上，纵观全唐，也就只有这几年，输送长安的粮秣达到了一年运200万石以上。

　　从河北来的粮秣，都是来自“永济渠六州”，而江淮来的粮秣，因为河道路线太长，经常有漕船堵塞倾覆，导致运粮成本极高。裴耀卿的漕运改革，对运河北粮的影响很大，对于运江淮粮的影响却不那么大。

　　运费高，就肯定得有人买单，要么是朝廷，要么是商人。

　　朝廷不肯出钱，民间就不干了，谁家的财帛也不是浪水打来的。

　　再有，如今江淮的粮草已经转运到河阴仓了，如果要转运到洛阳，那么就必须再多走一段冤枉路，而这些粮草是无法从洛阳转运到长安的。

　　所以现在江淮的商人已经不想再从江淮和江南运粮到洛阳了，因为运费太高无利可图。而朝廷现在使用的模式，又是采取“招标”的方式运粮，官府直接控制的漕船并不占优势。

　　也就是说，商人将粮秣运到了洛阳以后，官府统一采买，再给运费补贴。

　　根据李林甫派人实际调研，每一石江淮的粮食运到洛阳，平均运费就超过了50文钱。对应的运费补贴，却又低的可怜。

　　运费成本太高，而朝廷给的运费太低，导致商人们都不愿意从江淮运粮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含嘉仓空了大半，并不是转运的官员不肯努力，而是有很多客观条件限制，让他们有本事无力施展。

　　粮食运不利索，不光是运的问题，而是朝廷的整体机制，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形势！

　　这些弯弯绕绕的道理，听上去好像是那么回事。但在李隆基看来，他所需要的并不是借口，而是事情有没有办成。

　　含嘉仓是国家的战略储备，没有堆满，就是渎职！

　　其他的问题，是他这个圣人该操心的么？

　　至于什么运河线路改了啊，漕运方式改了啊，那些鸟事他不想问，也不想听！

　　面对新的困境，李林甫向李隆基开出了自己的药方。

　　首先，将旧有的转运官员全部革职，换上新人（多半是李林甫自己的党羽），这叫不破不立。

　　其次，在洛阳地区实施和籴法，丰年向民间高价收购谷物，价格高出市场价两成，以满足含嘉仓的储备需要。

　　所需财帛，来自江淮与江南。

　　再次，向河北永济渠六州加户税，每一户的户税，提高两成，统一用粮食交租。

　　最后，改从江淮运粮食为重量更轻，价值更高的布帛与各地土特产。再用这些布帛，去河北采买谷物转运。

　　这样一来，便可以降低转运的成本，同时填补几个战略粮仓的储备粮，为河西走廊与陇右的战事做准备。

　　至于河北粮食都被运走，导致粮贵布贱等“小问题”，李林甫也不是没考虑过。

　　只是河北是大唐的河北，而并非河北之河北。必要的时候，就必须作出牺牲。所谓利益均衡，通盘考虑，那自然是有人要作出牺牲的。

　　江南与江淮离得远，通济渠又经常淤塞，运输条件真的太差。就是李林甫想让这些地方作“牺牲”，效率也太低了！

　　唯有河北，有人力有实力，运输条件也好。

　　总而言之，李林甫的计划中，接下来几年并不需要扩大运河的运量。等新河道开凿完毕，洛阳的粮秣可以直接运到长安后，再来全盘规划。

　　看到这份计划详尽的奏疏，李隆基很满意，但他还是问了李林甫几个关键问题。

　　李隆基问：这么改革，会不会影响长安的粮秣供给？

　　李林甫说不影响，因为有河北地区持续供粮，转运的运费还少。

　　李隆基又问：国库要不要多出钱？

　　李林甫说不用，因为江南江淮那边交税都把米粮换成了布匹，方便转运。因此国库的钱不是变少了，而是变多了！

　　李隆基再发问：会不会影响幽州的战事？

　　李林甫回答：加税只是加永济渠六州的，河北其他地方不加，粮秣专供幽州边镇以为军需，所以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听到这些话，李隆基彻底安心了。

　　他直接下了一道诏书，命户部侍郎兼转运使郑叔清，负责含嘉仓的粮秣转运，不问其他，专供河西战事所需粮秣。

　　并在长安城外，灞水中下游的广运潭周边，建专门粮仓。专粮专用，以接受关东而来的粮秣。

　　搞定这一切后，李隆基便带着杨玉环去了骊山华清宫度假，不再过问政务，一切由李林甫主持大局，先处断再汇报即可。他明年上元节再回来。

　　华清宫背山面渭，倚骊峰山势而筑，规模宏大，建筑壮丽，楼台馆殿，遍布骊山上下。这里因为有优质温泉而闻名，初名便是“汤泉宫”，后改名温泉宫。

　　开元时期，再次更名为华清宫，因在骊山，又叫骊山宫，亦称骊宫、绣岭宫等。

　　严冬来临，去温泉里泡澡，确实是帝王才有的享受。

　　不得不说，是杨玉环唤醒了李隆基的第二春。他自少年时代开始就披荆斩棘，掀翻一个又一个政治对手，好不容易打造出来这个盛世局面。

　　难道就是为那些不肖子准备的么？李隆基显然不认为“成功不必在我”。

　　对于他来说，享受在我，才是排第一位的。杨玉环刺激了李隆基的享受欲，让他沉沦其中无法自拔。

　　……

　　“终于到长安了啊。”

　　长安春明门外，身材魁梧的王忠嗣，凝神看着来往不绝，出城入城的人群，忍不住感慨了一声。

　　得圣人调令，他从夔州返回关中，被任命为龙武军左军将军，负责守备长安宫城。

　　这个任命……其实并不是他想要的。

　　“先入宫再说吧。”

　　王忠嗣叹了口气，许久没回长安，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物是人非了。

出身决定前途——唐代士人被命运暗中标好了价格

　　这篇谈谈河北，也谈谈高适，角度比较宏观。

　　写这本书的时候，在不断深入发掘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对安史之乱前，这段恢弘而壮阔历史感觉敬畏。

　　没错，就是敬畏。

　　因为无知的人总认为自己什么都懂，所知道的就是真实，但实际上，白字黑字写在《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上的故事，也很可能是宋朝士大夫们编出来的。

　　所以我想通过梳理历史脉络的方式，来谈谈我自己的理解。

　　史书的只字片语会造假，但历史脉络和数不清的对应文物，民风民俗则不会。

　　这篇要说的是：

　　高适这个人，就是当时河北士子的一个缩影。他的命运，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跟大唐的命运也是紧密相连的。

　　谁都知道，河北在开元天宝年间，甚至是在唐代前期，是处于被歧视状态的。

　　这种歧视，是全面，持久，呈制度性的。

　　从太宗的贞观年间就开始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关陇贵族，是大唐执政阶层的基本盘。虽然太宗身边山东豪强不少，但最后的结果，是他们通过联姻的方式被“吸收”到关陇贵族当中。

　　比如说颜真卿的祖先。

　　虽然颜真卿颜杲卿兄弟在河北抗击安史叛军很卖力，但是我不得不在这里再次提醒一句：他们家五代以上的祖先，就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长安官僚阶层了。

　　抛开个人情怀不谈，他们在河北担任刺史不抗击安史叛军，难道还能跟对方同流合污不成？

　　就算自己想，家族出身也不允许啊！

　　这个事情，撂在高适身上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