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夏朝的青铜礼器很少有纹饰，而郑州三座窖藏坑的铜器
属于迄今发现最早的商代有纹饰青铜重器，铜鼎上的兽面饕餐纹和良 渚古国玉器的神人兽面纹高度相似。
在上古，青铜器非常贵重，一般只有发生战乱或仓皇逃命时才会 挖坑掩埋。郑州商城这三座窖藏坑并不符合“逃亡藏宝”的特点：掩 埋得非常从容，器物摆放整齐，且伴随着一些仪式性工作。
比如，张寨南街窖藏有大小两件铜鼎，为了让两件鼎的口沿一样 高，操作者还特意把大鼎底部的地面挖低了一些；向阳厂和南顺城街 的窖藏不仅数量多且码放整齐，坑内地表还进行了整理，有铺设木板 和撒朱砂的痕迹；南顺城街窖藏坑分两层，底层埋了几件完整的陶器，
南顺城街窖藏坑出土铜鼎及拓片17
发掘报告没有详细介绍。本书认为,
第二层才放置青铜器。
这不会是逃难之前埋藏宝 物的行为。“逃亡藏宝” 一般出 现在王宫或贵族生活区内，但郑 州商城的三处窖藏都在主城墙外 侧，地势高，视野好，逃难者不 会在如此醒目的地方埋藏宝物。 所以学者多认为它们是商王举办 祭祀的产物，而祭祀的对象可能 是地神或天神。18
这三处窖藏以青铜器为主, 只在张寨南街窖藏坑中埋入少 量兽骨和人骨，另外两座没有 任何人畜遗存,只有器物O对此, 这少量兽骨和人骨应该是有意放
置的，可能代表了从人牲、牲畜献祭到器物献祭的过渡。
这种摆放器物并埋藏祭祀的活动，在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曾有先例。
比如，距今8000年前，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的祭祀坑，就埋有陶器、 玉器和石器，其中有体型非常大、没有实用价值的石斧，完全是礼仪 用途；】9 5000年前的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也有埋各种陶“筒形器” 的祭祀现场，到4000多年前，屈家岭文化已演变为石家河文化，但 仍在埋葬大量陶塑小动物和人偶献祭。
郑州的铜器窖藏坑距离商朝开国200余年，朝野上下的人祭活动 曾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而此时，商王居然开始尝试不杀人、不杀牲 的祭祀活动，这着实让人难以理解。按照商人的观念，如此奢华的祭 祀物品不搭配一些人牲，肯定属于“暴殄天物”。
但就在早商与中商之交，即商朝开国200年左右时，某位商王可 能曾试图改革人祭宗教，用埋葬器物献祭代替杀人和杀牲。这场革新 运动的另一个表现是，王宫区锯制头盖骨的工作场戛然而止，大量即 将完工的成品被投入壕沟埋葬，似乎商朝上层一夜之间皈依了 “不杀 人”的新宗教。
变革来得很突然，但仍有先兆可寻。
埋设器物的献祭方式，曾出现在商人遥远的南方据点盘龙城商 城。在王家嘴聚落，有H6和H7两座只埋葬器物的祭祀坑，埋有铜器、 陶器和玉石器，属于盘龙城文化五期，比郑州商城向阳厂和南顺城街 窖藏约早六七十年。这应当是商人征服者受到当地土著文化（屈家岭 和石家河文化遗存）的影响。盘龙城商人的墓葬有人殉，但人祭和随 意杀人（灰坑葬）的现象很少--这是和中原商人比较大的差别。
盘龙城这一支征服者可能和郑州王室联系密切。在郑州商城曾发 现有湖北特征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残片，20很可能就是盘龙城征服者 向王都输送了制陶工匠的缘故。可以合理推测，受盘龙城商人贵族的 影响，某位商王突然接受了不杀人的埋祭理念，开始推行宗教革新， 这才有了郑州城外的青铜器窖藏以及被掩埋在壕沟中的头盖骨堆积。
几乎和这场“埋祭改革”同时，商王室内部爆发了激烈冲突和战 争。结果，早商极盛时代终结，不仅郑州和偃师商城，各地大大小小 的商城也相继沦为丘墟，如垣曲、东下冯、盘龙城等。郑州商城内应 该还维持着一个惨淡的朝廷，举行过几次埋祭仪式，但已经失去对王 朝的控制力。这段萧条期属于郑州商城第四期。2】
《史记•殷本纪》记载，在商朝第十王仲丁时期，王朝发生了 “九 世之乱”，此后连续五代（九位商王）王族兄弟或叔侄不停内战，商 朝从而中衰：“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 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但史书记载很有限，不清楚到底是王室 的哪些成员发生了争斗。
结合考古发现的青铜器窖藏坑，有可能是仲丁或者其父亲太戊（第 九王）发起“埋祭改革”而引发了内战和萧条：改革派朝廷在郑州商 城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坚持人祭传统的反对派则在外地重新建都， 与郑都商城分庭抗礼。双方的内战持续了一段时间，最终，改革派被 彻底消灭。
《史记》记载，自商汤开国，商朝一直在“亳”建都，到第十王 仲丁 “迁于藏”，第十二王河亶甲“居相”，第十三王祖乙“迁于邢”， 接连三次迁都皆发生在“九世之乱”前期，可见当时商朝上层的斗争 和内战动荡。但这些都城地名目前还难以和考古发现的商城准确对应。
发生九世之乱的中商可能持续近百年时间，这期间，另一座疑似 都城小双桥商邑出现。似乎是出于对“埋祭改革”的敌意，这里的人 祭活动不仅格外多，而且残酷。
中商：残忍小双桥
在郑州商城西北约14公里处的小双桥村，有一座巨大的人工土 台。当地人传说，它是西汉开国功臣周勃的坟冢，名为“周勃墓”。
1989年，当地村民在“周勃墓”以西数十米的农田耕作时，挖 出了一块鞋盒大小的立方体青铜框，上面铸着兽面和复杂的花纹。 幸运的是，它被捐献给了考古部门——考古专家这才发现，原来“周 勃墓”的年代比周勃要早一千多年。由此，这座中商时代的城邑终 于被揭开了面纱。22
九世之乱后，郑州商城逐渐被毁弃，小双桥成为商王朝几乎唯一 的繁华都邑。和郑州、偃师商城相比，小双桥的聚落规模要小一些， 留下的文化层也比较薄，说明使用时间不太长。23
上古时代的小双桥，东侧紧邻一片巨大的湖泊湿地，考虑到偃师 和郑州商城的东部也是湿地，看来商人选择都城时有东面临水的习惯。
对“周勃墓”的钻探勘察发现,这是一座中商时代的大型夯土建筑， 东西长约50米，南北宽约40米，夯土高9米以上，顶部可能有过宫 殿，有被焚毁之后的红烧土堆积。新石器时代以来，还从没有发现过 这么高大的夯土台基——良渚古城虽然有更大的人工堆筑土台，但没 有经过逐层精细夯打。在之后的很长时间，它创造的纪录也未被打破。 没人知道当时的商王为何要建造这座巨大土台。或者这么说，即便在 国力衰微的时代，商人仍会做出各种匪夷所思的行为。
小双桥考古发掘最集中的地区在“周勃墓”夯土台基的西侧。这 里有宫殿建筑和大量祭祀坑遗存，被划分为“宫殿区”和“祭祀区”。 其实，两者是混合纠缠在一起的，难以截然分开。
考古工作者在宫殿区外围发现了一些宫城墙的遗迹，夯土墙基宽 度只有4米左右，推测是长和宽均为300米左右的宫城。此外，没有 发现更大的城墙遗迹，所以小双桥还不能称为“商城”。
截至目前，宫殿-祭祀区的发掘面积不太大，基本局限在南北 200米、东西100米范围内，从南到北被分为四个发掘区（IV、V、 VIII和IX）,有若干夯土建筑基址，还有柱洞、石柱础等，但由于后 期破坏严重，难以复原出建筑原貌。
小双桥宫殿区的特点是有大量的人祭坑和随意抛掷的尸骨。看来， 这里是郑州商城“埋祭改革”对立面的大本营，是商朝内战的胜利者， 商朝的人祭文化也因此传承了下去。
有些人祭坑尸骨太多，发掘报告称之为“丛葬坑”。
先来看V区的H66丛葬坑。它的规模很小（长1.88米，宽0.85米， 深0.6米），只相当于一个极为狭窄的单人墓穴，但里面却分三层堆 积了大量人骨，以及少量陶炊器残片和兽骨：人头骨数量最多，有31 枚，还有些被肢解的其他部位，比如单独的胳膊、肋排等，有些砍断 的大腿骨还连着骨盆，但手指和脚趾骨较少，似乎肢解时已经被剁去。
鉴定显示，这些人骨属于青年男性，多数头骨有击打伤痕，有些
小双桥遗址主要遗迹分布24
是钝器造成的裂纹，有些是锐器穿孔，直径在1-3厘米间，有各种 形状。
这些打穿颅骨的锐器，多数不像是商人常用的铜戈，戈刃较薄， 按理应当形成狭长的创口 ；更像是某种铜凿，固定在木柄上，像战斧 一样挥动。目前还没有出土过这种兵器。也有个别可能是用戈砍的， 如7号头骨，创口大小为2.5厘米x 0.9厘米。
多数伤痕在头骨的左侧，也有部分在颅顶正上方。发掘报告推测， 人牲死前是跪地姿势，行刑者（献祭者）站在人牲面前，右手执兵器 猛击人牲头部：很多头骨有两三个不同大小的穿孔，或者兼有锐器穿 孔和钝器裂痕，可能会有两名献祭者同时处死一名人牲的情况；有些 头骨有两个穿孔，发掘报告推测是某种“双齿”锐器造成的。25但有 些孔的形状、大小和距离并不一致，很难断定是“双齿”兵器一次打 击所致。从这些伤痕看，多数足以一击致命，不知献祭者为何二次、 三次打击。目前这还不太容易解释。
H66坑内的两枚穿孔人头骨：穿孔过于规整， 像是采用加工玉石器的管钻技术，但发掘报告没有详细信息
有些伤痕有助于还原屠杀的细节。比如18号头骨，左耳后有一 个栗子大小的穿孔，应该是凶器凿穿头骨后被卡住，献祭者可能需要 踩住头颅用力向外扳才能拔出来，从而造成了骨壁的向外掰裂。此外， 头骨下部还连着一截被砍断的颈椎。
这些男性青年的尸骨坑中有一小段三岁幼儿的肢骨，可能是无意 中混入的，也就是说，H66至少埋了 32人。但从其尺寸看，难以装 下31名成年人的尸骨，即使肢解码放也不可能，所以，坑中的体骨 不会是全部，而且很可能被剔去了肉，否则骨骼堆积不会如此密集。
再看VIII区H18丛葬坑。该坑坑口呈不规则椭圆形，长径约
180厘米，短径90厘米，从20厘米深处开始有零星的人骨堆积，主 要是头骨和肢骨，没有其他部位的骨头；和人骨混杂在一起的有陶制 盆、鬲、瓮等炊器碎片，还有零碎的猪骨等兽骨。
这座祭祀坑保存得比较完整，挖掘者决定将其整体转移到室内展 示，所以只发掘了坑内最上层。在最上层，死者已不低于30人。从 人骨的零碎状态以及和炊器碎片、猪骨等同埋来看，这些人牲应当是 和猪一起被杀死的，然后被献祭者烹饪并吃掉了部分，剩余的骨头连 同用完的陶制炊器和食器也被打碎投入H18丛葬坑。
IX区的H63更特殊。这座坑比较大（长10.5米，宽6.8米，深 1.7米），平面近似水滴形，最底部挖了一小型圆坑，里面码放了九枚 不含下颌骨的人头骨，再向上一层，则埋藏着大量头骨、零散人骨和 几具基本完整的人骨架，以及大量陶器残片和兽骨。死者至少有56人。 这座坑使用了较长时间，有过多次祭祀。
H63部分相对完整的尸骨照片以及底部的头骨堆积
除了上述三座“丛葬坑”，宫殿区中部还有30座埋葬一到四人 不等的祭祀坑，以及抛掷在地层或普通灰坑中的60多具尸骨。一般 来说，零散抛掷在地层中的尸骨多是青年女性，“丛葬坑”则多是青 年男性。这些尸骨和人祭坑多数在V区，少数延伸到西侧的VHI区。 如同上述H66,很多头骨被锐器砸穿，有些尸骨被剁去手脚，或呈 捆绑姿势。
位于宫殿区最南端的IV区也有很多座祭祀坑。这个区有冶铸青 铜器遗迹，人祭数量不多，主要是各种动物被混杂埋入同一坑内，发 掘报告称之为“综合祭祀坑”和“多牲坑”。
比如，H6有牛头骨、牛角、牛骨，还有猪、鹤、鸡等动物的骨头， 以及大量碎陶片、原始瓷片、绿松石嵌片、骨器、蚌器、石器、残铜 器和残玉器，坑中填土含有大量红烧土颗粒、黑色烧土块和炭黑，说 明献祭时一直在烧火烹饪食物。
H29有大量炼铜残渣、孔雀石（铜矿石）、各种小片残铜以及石 器和骨器，动物骨骼有大象、牛、猪、狗和鹿等，象骨主要是象牙和 头骨，有牛角40余只，经统计，至少来自30多头牛。此外，还有一 倒扣的泥制熔铜炉。
在IV区的祭祀坑中，埋葬牛角和牛头的数量最多。跟之前的偃 师与郑州商城相比，小双桥商邑用猪祭祀的现象急剧减少，用牛献祭 则显著增多，但祭祀坑中少有其他部位的牛骨，献祭者可能会分食牛 肉，只把牛头和牛角埋入祭祀坑。
从发掘迹象看，IV区有一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东西长50多米， 南北宽近10米，可能是小双桥城邑的青铜冶铸区。在夏朝一二里头古 城、早商的偃师和郑州商城以及晚商殷墟遗址中，青铜冶铸区和宫殿 区都相隔一定距离，而小双桥的青铜冶铸区却和宫殿区紧密相连，说 明冶铸铜从业者和王室宫廷关系更为密切。但奇怪的是，小双桥的冶 铸铜区少有人祭现象，这和之前、之后都不一样。
综上，小双桥聚落存在时间不长，规模也不太大，但已发现很多 人祭尸骨，说明中商王都的人祭数量空前增加。
目前小双桥的发掘还不太全面，已发现的平民聚落、作坊和正常 墓葬较少，完整的青铜礼器也很少。最典型的青铜器是在“周勃墓” 旁边发现的两件青铜方框形构件，有学者推测是安装在木梁柱头部的 装饰物。
除了正面的兽面纹饰，方形青铜构件开方孔的侧面还有复杂图 案，发掘报告称之为“龙虎搏象图”。龙形长而肥大，和二里头墓葬 中的绿松石龙造型接近；“象”是长鼻兽造型，体型较小，但和大象 有一定相似，结合IV区H29出土的象骨，小双桥人对大象应该比 较熟悉。
方形青铜构件的纹饰拓片
此外，小双桥遗址的有些陶器和石器，与同时代岳石文化的器物 比较相似，比如黑皮陶器（在IV区祭祀坑中还多次发现一种类似石 锄的长方形穿孔石器，但具体功能不详）o《竹书纪年》中有“仲丁即位, 征于蓝夷”的记载，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蓝夷属鲁中南地区的岳石文化， 所以，中商王朝可能发动过征讨山东地区的战争。26不过，早在商朝 开国时，岳石文化就是商文化的来源之一，到小双桥时期，很可能另 有一批东方人群加盟中商，从而带来了新的陶器和石器风格。总体上， 小双桥王室和东方族群的关系应当以和平合作为主。
和早商相比，小双桥时期的商朝比较衰弱，突出表现就是小双桥 聚落缺乏庞大的城墙、宫殿建筑和仓储体系，晋南和湖北的商城也被 放弃。但考虑到小双桥的商王朝能够建造所谓“周勃墓”这种巨大的 夯土台基，举行人祭的规模也更大，说明商朝的人祭文化此时已基本 定型。
考古工作者在小双桥也采取了粮食浮选法：颗粒数量仍是粟米占 绝大多数，27折算成重量，粟米居首位，接下来的排名依次是小麦、 水稻和黍米。这说明夏朝一二里头时期水稻独大的格局已渐行渐远， 湿热气候的顶峰正在过去，黄河南岸逐渐回归旱作农业。
表六：小双桥遗址出土粮食颗粒及折合重量
粟
水稻
小麦
黍
合计
粒数
1409
94
127
51
1681
千粒重（克）
2
16
16
7
粒数占比
83.8%
5.6%
7.6%
3.0%
折合克数
2.8
1.5
2.03
0.36
6.69
重量占比
41.9%
22.4%
30.3%
5.4%
比起殷墟，早商和中商的考古起步晚，成果也很有限，比如，一 直没在郑州和偃师商城发现王室和贵族墓葬区。从殷墟考古看，晚商 最盛大的人祭场在王陵区内，所以我们目前见到的早商和中商的人祭 场可能还不是当年的主体。
早商和中商共约三百年，在这期间，商人的人祭行为迅速增加， 屠杀方式也越来越残忍,虽然可能有过用铜器代替人献祭的改革尝试， 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商文明的基本特征已经定型：文字、青铜技术、 巨大城池，以及崇尚暴力、热衷人祭的文化。此外，早商的神奇扩张 和庞大的仓储设施也是独一无二的，只是那个时代的辉煌和野蛮已经 无法完整复原。
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谢拉赫认为，在“早期国家”或“复杂酋 邦”阶段，社会开始变得更复杂，王权刚刚出现，统治者发现自己的 统治体系还不够发达，急需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护权力，从而导 致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的产生。28不过，为何战争与人祭可以铸 牢新兴王权，吉迪却没有多谈。结合前文对新石器末期到中商这上千 年人祭历程的梳理，本书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理论层面，王的 大量献祭（意味着他获得神的福佑）是王权融合神权的标志;现实层面， 战争让本国族的民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从而更巩固了王的权力。
对于吉迪的论述，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个背景：“早期国家”之前 的部落甚至村落阶段，人祭行为已经广泛存在，原始时代的宗教（或 者称之为“巫术”）并不缺乏人祭理念。比如，在龙山文化时期的华 北地区，部落间的战争冲突颇为剧烈，多地孕育出“早期国家”的雏 形，而且伴随着较多人祭现象。这有吉迪总结的“统治者希望获得牢 固统治基础”的因素，但似乎战争本身是形成“早期国家”的主要原因， 人祭则更像是战争的副产品。
吉迪的“早期王权倾向乞灵于人祭”的结论，虽符合大多数“早 期国家”的特征，但也难免有例外。比如一度非常辉煌的“良渚古国” 就并未发现人祭遗存，反倒是解体之后，人祭才在良渚文化的局部地 区多了起来。29龙山时代，陶寺和石郎这两个古国几乎同时并存，石 期的人祭很密集,陶寺则比较稀少，但后来却还是同步解体，也就是说, 人祭宗教并没有能够保障石崩的持续繁荣。在当时的华北，像石郎这 种热衷人祭的早期古国要占多数，但都没有逃脱衰亡的命运。
夏朝-二里头古国的人祭遗存也不太多，而且王室的人祭行为还 要比民间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商朝初期，直到又过了近一百年， 人祭行为才出现爆发式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