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从新石器晚期到商代，人祭是比较普遍的文化形态；这方 面的特例，是长江中游地区。
注释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
版社，2001年，第477页。
2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河南偃师商城商代早期王室祭祀遗址》，《考古》2002
年第7期。
3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市偃师商城宫城祭祀D区发
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11期。
4 同上。
5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河南偃师商城商代早期王室祭祀遗址》。
6 根据前引两篇发掘简报，B和C区的使用时间是偃师商城商文化的第一期1
段至第三期5段，D区为第一期2段至第三期5段，A区的使用时间为第二 期3段至第三期6段。偃师商城共分为三期，7段。
7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偃师商城》第一卷 ，第428页，K1祭祀坑平面、剖面
图也来源于此。
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以下有
关郑州商城的基本信息及图片，凡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该报告，不再详注。
9 郑州商城分为四期（二里冈下层一、二期和二里冈上层一、二期，为行文方
便，本书只用四期序号），前三期基本和偃师商城同步，属于早商200年时间。 郑州第四期属于中商阶段，城市主体和宫殿都已经废弃，但商城内外还有零 星的聚落。第四期的时间跨度可能有七八十年，又可分为前后两期。碳十四 测年的精度范围尚无法达到数十年维度，故上述时间段都是概略的估值。
10郝本性：《试论郑州出土商代人头骨饮器》，《华夏考古》1992年第2期。
11同上。
12接受人祭最多的，可能是商王的历代先祖，但因为早商时期极少发现甲骨卜 辞，所以我们对于商王献祭的对象并不完全明确。
13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等：《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55页。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1988—1989年山西垣曲古城 南关商代城址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10期。
刘士莪：《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张国硕：《郑州商城铜器窖藏坑性质辨析》，《中原文物》2018年第1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南顺城街青铜器窖 藏坑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8年第3期。
安金槐：《再论郑州商代青铜器窖藏坑的性质与年代》，《华夏考古》，1997年 第1期；张国硕：《郑州商城铜器窖藏坑性质辨析》。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文物出版社，2007年。 孙新民、孙锦：《河南地区出土原始瓷的初步研究》,《东方博物）2008年第4期。 商代中叶这个萧条期，被有些学者划入“中商”阶段，但对于中商涵盖的具 体时段又有不同意见，有人把殷墟的最初几十年（渔北商城阶段）也划入中 商范围。本书把殷墟阶段全都划入晚商，所以中商阶段更短一些。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 出版社，2012年。以下有关小双桥遗址的基本信息及图片，凡未注明出处的， 皆出自该报告，不再详注。
对小双桥遗址的有机物碳十四测年显示，遗址使用的时间为公元前1435— 前1412年。这个时段划得有点窄且略有偏早，综合考虑，它基本属于距今 3400—3300年范围内。
季惠萍：《被遗忘的傲都：郑州小双桥遗址》，《大众考古》2018年第12期。
“我”、“义”（羲）两字的甲骨文造形，像是一把三齿斧状兵器。目前还未发 现双齿或三齿兵器，但在商代它们应当存在过。
陈旭：《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即徽都说》，《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
钟华：《河南省郑州市小双桥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南方文物》2018年第 2期。
Gideon Shelach, “The Qiang and the Question of Human Sacrifice in the Late Shang Period.n
良渚文化的时间和空间跨度都比较大，但“良渚古国”特指杭州市余杭区的 良渚古城共同体，它有堆土兴建的大型“城墙”（土堤）、宫殿区和水坝，检 测发现，这些设施的建造时间在距今5000—4900年之间，而在距今4800年 之后，王宫区建筑废弃，也不再有王级别的墓葬，显示古国的王权已经解体。 此后，古城范围内一直人烟较多，但只能维持部落权力结构。参见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
第八章 武德沦丧南土：盘龙城
早商王朝的扩张能力往往出人意料，向南方，最遥远的城市是盘 龙城，位于今武汉市郊黄陂区一片湖水环抱的半岛上。
在二里头-夏朝时期，盘龙城已经是一座小有规模的本地聚落， 居民几乎完全使用石器，只有极少的小件铜器。制陶业发达，能生产 当时独步天下的硬陶和原始瓷器——和常用的陶器相比，它们坚硬光 润，烧制温度更高，陶土配比和工艺也更复杂。
那时这里已经有烧制大型陶器的“长窑”，刷新了人们对夏商时 代的认知：地下窑穴长达50米，中间有几个窑门，一次可以烧制大 量产品。显然，这是一种专业化的生产，而且本地也有充足的森林 充当燃料，河道可以连通长江和汉江，便于陶器产品通过水路销往 外地。1
约3500年前（盘龙城文化四期），一支商人远征队出现在盘龙 城繁忙的陶器码头。他们装备着锋利的青铜兵器，如矛、戈、刀、钺、 弓矢等，而满身烟尘的土著却只能任由外来者安营扎寨，发号施令。南 中国长江流域最早的冶铜基地和铜交易中心，就这样出现了。
此时，商朝已经开国数十年，但统治中心在郑州商城，长江流域 的居民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北方王朝的声威，更不知道这些人为何来 到这遥远的南土世界。
长江中游有高品位铜矿，还有生产青铜必需的锡矿和铅矿，而这 正是商人远征队一直寻找的东西。他们跋涉了无数河流和山地，可能 花了不止一代人的时间才来到此地。虽然盘龙城本身没有矿藏，但它 位居汉江和长江交汇之地，是长江中游通往北方的枢纽，也是各种冶 铜原材料最方便的集散地。
当然，长江和汉水的支流众多，交通便利并非盘龙城独享的优势， 商人之所以选择在这个小小半岛立足，还因这里一直有大规模的制陶 产业。制陶和冶铸有相通之处，便于商人利用当地居民发展冶铜产业。 此外，盘龙城此前的陶器外销，也使本地人比较熟悉长江商路，对商 人来说，这些经验很有价值。
而江汉地区不仅有悠久的新石器文化，有过大型水利设施和繁荣 的稻作城邑，还有民众参与度很高的乡土宗教，所以商人在这里设置 据点，长期经营，自然和当地居民之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深。只不过， 双方都难以预料它的结果：一百多年后，如日中天的早商王朝会因南 土的影响而崩溃。
长江边的青铜产业基地
立足盘龙城后，商人逐渐向周边地区扩张，待冶铜产业初具规模， 便开始建设夯土城池和宫室。此时，属于盘龙城文化第四期末段。
盘龙城的内城不大，东西宽260米，南北长290米，面积7.54 万平方米，尚不如夏都二里头的宫殿区。城的四面各有一座城门，城 墙采用版筑法，宽和高都在10米左右。2长江流域原本没有版筑工艺，
盘龙城遗址平面图
这应该是商人带来的。此外，内城也没有发现制陶和炼铜的遗迹，这 些设施都分布在城外。
城墙外是一圈城壕（护城河），有些残留的木结构码头遗迹，发 掘者推测，城壕水系联通长江，应该有航运功能。2001年，发掘者 又发现了一处断续的外城遗迹：南面临水，围起一块半月形陆地。这 种外城接水、环抱内城的构造和郑州商城非常相似，堪称郑州商城的 四十倍缩小模型。
内城的“宫殿区”有两座大型建筑建在夯土台基上，长40余米， 宽6—7米。墙体是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常见的木骨泥墙结构：用原 木做骨架，涂抹很厚的稻秸泥做墙体，并用白灰粉刷；屋墙外有密集 的木柱，支撑起巨大的“四面坡”屋顶和廊檐；屋檐下的地上铺一圈 碎陶片“散水”，防止雨水冲刷地面；有陶制的下水管道把雨水排出 院落。南侧的建筑F2是没有隔间的大厅，可能是处理公务的会议室； 北侧的F1有四间正屋，是主人家庭的起居场所。3
商人到来后，原本生产陶器的盘龙城地区立刻布满了青铜元素。 考古工作者在墓葬和灰坑中频频发现各种青铜制品，有酒器、容器、 炊器、兵器……内城外数公里内的聚落，如楼子湾和杨家嘴，都有大 规模炼铜及铸造场，木炭灰的堆积范围达数十米。
杨家嘴遗址五期，有一条30多米长的灰烬沟，内部有陶坦堤和 陶缸，还有残铜片、铜渣和孔雀石（铜矿石）；楼子湾遗址五期，有 一处10平方米左右的圆坑，里面有石块和铜炼渣，还有沾着铜渣的 陶缸碎片，发掘者推测，这座圆坑是炼铜的工棚；杨家湾遗址六期， 有一条堆满灰烬的浅沟，长30米，分布着三组共十件陶缸，均被 三四块石头支起，像是架起的锅灶。
发掘报告记录的这些炭灰冶炼痕迹，都是露天工作场，还没有发 现二里头遗址那种铸铜“厂房”建筑。
盘龙城的土著居民擅长制作一种大陶缸，高度在0.5—1米之间，
底部呈圆弧形，外表有凸起的棱块，发掘者称之为“侈口斜腹陶缸”。 它可以追溯到五千多年前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那里的居民经常制 作大型陶筒形器和陶缸，然后成组埋入祭祀场。这种缸兼有祭祀功能 和实用性，可以盛粮食或水，可以炊煮，而在商人到来、冶铜产业兴 起之后，大陶缸又有了炼铜的功能。
盘龙城出土陶缸以及考古人用陶缸做熔铜浇铸实验
从盘龙城的冶铸现场来看，应当是先从外地运来各种矿石，在城 外冶炼成铜锭，或者继续浇铸成铜器，然后销往中原的商朝腹地。盘 龙城人随葬的各种铜器和同期中原的造型与纹饰基本相同，但也有少 许本地特点：铜器上没有文字，也没有族徽等符号。
那么，盘龙城的铜矿来自哪里？
湖南岳阳铜鼓山遗址有和盘龙城造型类似的系列陶器，但没有古 代采矿和冶炼的遗存，不过从地名推测，这里应当有过铜矿；4江西 瑞昌的铜岭遗址有古代矿井、冶炼炉和各种设备，最早的开采时间为
商代前中期，和盘龙城基本同时，但陶器形制和盘龙城联系不大；5 距离盘龙城更近的，是湖北大冶的铜绿山遗址，虽然目前只发现了西 周的采矿遗迹，但很可能盘龙城时期已经有开采。
从这些零散的材料看，盘龙城的铜矿基本来自当时水路交通相对 发达的鄂、湘、赣三省范围。这些矿产未必由盘龙城人直接开采，他 们很可能是通过贸易获得矿石的，比如，用铸造好的铜器和当地人交 换。寻找铜矿产地并不是太困难，铜矿表层有精致的绿松石，经常被 制作成饰物流传，只要探听到这些绿松石饰物的产地，很容易顺藤摸 瓜找到铜矿带。
至于盘龙城和商王朝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学者们有不同的判断。 有人认为，它由商王朝直接管辖。这意味着本地生产的部分铜锭和铜 器要无偿进贡给商王。也有人认为，它是从商王朝裂殖出去，但政治 上自主的方国。毕竟，它和黄河边的商朝腹地距离上千里，途中要穿 过山地和大小河流，还有无数土著部族领地，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 王朝难以直接统治这么遥远的地区。还有人认为，它是由长江流域土 著族群建立的原生态国家，和远在北方的商朝没有任何关系。6但不 可忽视的是，这里出土的铜器和陶器与郑州商城类似，属于二里冈文 化的分支；出土的卜骨上有钻孔，也和商朝腹地的占卜方式相同。当 然，器物造型未必能完全代表政治关系，还要看其他证据：一，盘龙 城人的墓葬中有一部分是用狗殉葬的，而这是中原商人特有的习俗， 先在墓穴腰部挖一个土坑，埋下一条狗，然后安放棺木。在考古学上， 这被称为“腰坑殉狗”。此外，在墓室和墓穴填土内也会埋入狗。二， 有些墓主头朝北方。商朝远方城邑的墓葬，墓主往往头朝商都方向， 比如，石家庄台西遗址（头朝南方）和陕西老牛坡遗址（头朝东北方） 都指向商朝后期的殷都。
关于盘龙城统治者的族属特征，墓葬提供了很多信息。在已发掘 墓葬中，李家嘴PLZM2的规格最高，和城墙建成时间接近，随葬了
李家嘴PLZM2椁板的夔龙饕餐纹在泥土上留下的印痕
较多青铜器，还有三名殉人，其中一名是儿童。这是一座非常典型的 商式墓葬，有腰坑殉狗，二层台放置随葬品和殉人，甚至棺椁木板上 雕刻了经典的商式饕餐纹。
和盘龙城同期的郑州、偃师商城均尚未发现高级的墓葬，很难和 盘龙城进行对比，但殷墟时代的商人贵族墓葬很明显和盘龙城有相同 的渊源，所以盘龙城的统治者肯定属于商王朝上层。
李家嘴PLZM2随葬了 50件铜器，主要是成套的各类铜礼器； 兵器则有铜钺两件，铜矛和铜戈各一件，长30厘米左右的铜刀四把； 玉器，除了装饰品，还有玉戈四件。这位墓主应该来自负责兴建城池 和宫殿的统治家族。
此外，盘龙城还有些中小型商式墓葬。这些墓主应该属于同一商 人部族，整体迁徙到盘龙城，并在此建立了一个繁荣的远方侯国。
盘龙城商人墓中随葬兵器的种类和数量都不少，除了常见的戈和 镁，还发现了两把“铜钩刀”，刃长约40厘米，刀背有几个穿孔，方 便固定在长木柄上。这是较早的一种砍刀，到殷墟时期，刀身进化得 更宽，被称为“卷头大刀”。
盘龙城出土的部分铜兵器，上为铜戈，中 为铜镀，下为铜钩刀，三者比例不同。
青铜“马面”，可能是皮质头盔上的装饰。 盘龙城没有发现马车和马骨，当时的商人 还没有养马和马车技术。
不嗜血的商人
虽然有种种证据证实盘龙城的商文化特征，但它和商王朝的差 异之处也不容忽视，尤其是，这里没有杀人祭祀行为：城内和城外 都没有发现人祭坑，城墙和宫殿区也没有发现“人奠基”。在中原地 区的商代遗址中，人祭、人奠基、制骨作坊批量加工人骨、任意杀 人行为和灰坑中的遗弃尸骨都很常见；但在盘龙城，目前还没有发现 这些迹象。
盘龙城唯一保留的人祭特征是使用殉人，比如，前述李家嘴 PLZM2墓中有三名殉人，稍后发掘的杨家嘴M14和杨家湾M13 （两 座中型墓葬）各有一名殉人。目前，盘龙城已经发掘了 30多座墓葬， 殉人比例并不算低。
盘龙城的统治者是商人，也是青铜冶铸行业的经营者，这两种身 份和人祭宗教有着密切联系，但为何和中原相比，他们变得更和平了 （虽然还有人殉）？
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受水土条件制约较大，稻作聚落往往在小 流域内密集分布，而不同的小流域之间往往距离较远，所以稻作聚落 呈“大分散，小聚居”模式；而华北主要是旱作农业，受地形影响小， 聚落分布不太集中。
这种人口分布对商人统治者有直接影响。在繁荣的盘龙城小流域 中，这些外来统治者只是人口中的极少数，必须顾及本地土著的感受， 否则，一旦周边土著同时揭竿而起，他们根本无法抵抗——这里离商 王朝已经太遥远，难以获得王朝的军事支持。由此，他们就不可能像 北方的边防城邑的统治者那样，对周边居民残暴而恣意（如后面即将 登场的藁城台西和西安老牛坡）,而只能放弃过于暴力的宗教祭祀和 统治方式，尽量避免激起土著族群的反抗。
从盘龙城土著的立场看，他们之所以接受这些外来者的统治，除 了青铜兵器的威慑力，更重要的应该还是青铜产业带来的利益。外来 的商人有青铜冶铸技术，但他们的人数并不足以在新环境中搭建起整 个产业，所以从一开始就需要与当地人合作，建立从找矿、采购、运 输矿石、冶炼、铸造直到外销的整条产业链。这意味着本地人也能从 新产业中获利，商人和土著可以合作共赢。盘龙城古国应该一直建立 在这种产业合作的基础上。
在当时族邦林立的大环境下，盘龙城人不得不重视武备，从夯土 城池到频频出土的各种青铜兵器都说明了这一点；但与此同时，青铜 产业的运营又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不管是外来商裔与土著居民的合 作，还是和周边族群的商业交换（购入铜、锡、铅矿石，出售铜锭和 铜器）,盘龙城人也基本做到了这一点——盘龙城内外没有发现乱葬 尸坑以及带伤或被肢解的零碎人骨，就是明显的证据。
可以这么说，盘龙城的商人不仅主动放弃了中原传统的人祭和人 奠基等宗教仪式，还接受了本地土著族群的宗教理念--种比中原 更和平的文化。
南土和平祭祀
从5000多年前的屈家岭文化到4000多年前的石家河文化，盘龙 城所处的江汉地区出现过很多防洪用途的“古城”和稻作水利设施， 尤以天门石家河古城规模最大。然而，江汉地区却一直没有发生阶级 分化，也没有出现早期国家与文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就是 当地的宗教形态：祭祀方式以摆放和掩埋器物为主，很少有杀人和杀 牲畜的行为。
比如，5000多年前的屈家岭文化以埋葬陶筒形器和陶缸为主， 4000多年前的石家河文化则制作大量泥塑人偶、动物和杯子等，然 后烧制成粗陶并掩埋。这样一种和平的宗教理念，不仅有助于维持族 群间的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早期国家的暴力统治功能，而 且还能消耗社会剩余产品，避免了因财富的过度集中而出现职业统治 阶层。9
当商人到来之后，国家权力虽已不可避免，比如，盘龙城的城池 和宫室显然代表了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但本地民间宗教仍起着融汇和 同化的作用。发掘显示，盘龙城商人经常举行一种不杀人的祭祀：在 土坑或灰烬里摆放陶器、铜器或玉器，然后掩埋。
盘龙城外的王家嘴有两座祭祀坑H6和H7,属于盘龙城文化五 期（此时，城墙和宫殿刚建成不久）。两者相距L5米，呈南北向并列， 紧邻一座数十年前建成的大型长陶窑（Y3）,附近还有陶窑经营者的 房子。当时，主祭者应该是先挖了一条数米长的浅坑,在坑中堆放柴草， 点火敬神，等灰烬冷却后，再在坑底挖一个深且陡的小坑，然后往里 面放置祭祀器物，最后则是用混合灰烬的泥土掩埋。
H6出土铜铸两件、铜刀一件、铜被一件、铜镶十件，都是武器 和工具，没有酒器和食器；陶器则有鬲、瞿、盆、壶、罐、大口尊和 瓮等。
H7出土有铜爵、铜飙、铜鼻、铜戈、铜铸和铜刀，还有玉戈、 玉柄形器以及石斧，但没有陶器。这些物品呈环形放置，沿坑壁还有 三块石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铜界内藏有一块使用过的卜骨，上面 有钻好的圆窝和烧烫裂纹，很可能是用来占算这次祭祀的，所以被一 起埋入了祭祀坑。
甲骨占卜是典型的中原-早商文化，在长江流域很少见，所以， 和铸铜技术一样，应该也是商人带来的。不仅如此，来自北方的甲骨 占卜还被南方的埋物祭祀仪式所吸收，这显然反映了南北、主客两种 文化间的融合。
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在盘龙城外的杨家湾发现了另一座祭祀坑， 编号H6 （为与王家嘴H6区别，下文称为“杨家湾H6”），属于盘龙 城文化七期（商文化晚期），大概在城池和宫殿体系建成后一百余年。
杨家湾H6位于三座房子和一大片灰烬地带之间，灰烬可能是冶 铸铜器形成的，呈不规则方形，边长2米多，深64厘米，坑内填的 是混合灰烬的黑灰土，坑底铺朱砂，有兽骨，应当是作为祭品的肉食。
埋藏的器物多达58件，主要是铜制酒器和食器（礼器）；其次是 陶器、玉器和石器；坑口位置集中摆放的是铜兵器，有钺一件、矛一 件、戈二件、链15件以及玉戈一件。其中，铜钺造型夸张，刃部呈 半圆形，两刃角钩状上翘，钺身中部有一边缘较厚的大圆孔。这种铜 钺在中原地区很少见，属于盘龙城最晚期发展出来的独特形制：美学 功能增加，但实用性降低，难以深入地斩劈。杨家湾七期墓葬Mil中， 也有一件与此类似。
在这之前，盘龙城人还没有这种不实用的铜钺，比如，城池兴建 阶段（四期）的李家嘴M2随葬的铜钺还是实用的商式特征。在商人 文化中，钺是军事权的象征，也是杀俘献祭的重要工具。盘龙城人到 晚期还在生产铜钺，说明他们的商文化血脉仍在延续，部族军事体系 也一直存在。但是，晚期铜钺却变得不实用和卡通化，又说明他们已 经很少杀戮人或牲畜。而把铜钺和各种兵器作为祭品埋入祭祀坑，则 几乎是对商人杀祭宗教的一种讽刺了。
这三座祭祀坑是发掘报告确认的。此外，王家嘴遗址（地层不详） 还发现了十多座密集的小坑,每座0.5平方米左右，里面埋有木炭黑灰、 完整的陶缸或碎片以及很多盛放食物和酒的陶器。这些坑无法用于冶 铸，所以也可能是祭祀场所。
杨家湾Mil铜钺
杨家湾H6铜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