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惑人的一句诗。观者读罢，追溯他给兄长写过的诗文，左一句“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在喧嚣的欢宴中几乎定格的身影；右一句“窃慕棠棣篇，好乐和瑟琴”，诗经棠棣篇振聋发聩。
从文墨中看，他和兄长的关系都快成单箭头典范了，冷漠的哥痴心的弟，大痛。但结合政治，难免有人怀疑，这究竟是出于真心，还是出于政治考量的、被文学放大的情感？曹丕又是否看出这种伪饰才不加以反馈？
关于曹丕，讲《红楼梦》时我们就问过，多忧的人到底在忧什么。林黛玉是在落花中观察到了死生，曹丕自然也是从曹昂之死与流离乱世中体会到了无常。
小时候亲近的兄长亡于战乱，父亲对他的态度逐渐改变，曾经受到的宠爱和后来几位弟弟比起来也不算什么，爱与爱之间仍有区分，外界也没几个能理解他。可活着不能总想不开，只能策我良马，被我轻裘，载驰载驱，干点自己喜欢的事。
不是别的，而是“聊以忘忧”，姑且、暂且忘记忧愁，坦率点讲就是为了现世生活向这种忧愁妥协了。但一旦没有这种秉烛夜游的放纵，愁绪依然会涌现。
最后就造成了曹丕不止在父子关系方面的割裂，还有大众对他性格认知的不明。魏文帝到底是多思还是不乐，敏感阴刻还是阔达疏朗，好难搞哦。
作为兴尽忧来的人，曹丕看曹植和他的作品估计情感也很复杂。当年关系确实好过，后来立嗣没闹崩但也回不去了，登基后被贬，弟弟不可能毫无怨怼——但他在这种愤懑中又奉上这样的诗文做什么，昔日已去，忧愁才是长久的。
对天子来说，曹植象征的，应该是“有明月，怕登楼”的往日。】
“何解？”刘禅请教相父。
“往日炫目。可已为天子，自然不愿再回到往日。”诸葛亮答。
刘禅沉思：“后人的疑惑不无道理。陈王为魏帝颂圣，确实动人，可换一位君主，焉知他不会再写出这样的诗文。”
相父却笑着摇头：“如今曹叡在位，陈王依然求仕，说的却是身分蜀境，首悬吴阙。君与君之间……到底不同。”
“媚上。”吴质道。
曹植冷言：“粗野。”
曹丕不耐烦听他们再阴阳几句过屠门而大嚼的话，只看着臣下，也看着昔日的弟弟。如今面对曹植，他很久没想起二人在欢宴酣饮或在山间奔驰的乐事了。
曹植渴求建功立业，白马游侠，少年时他就清楚。可即位后他没有给他实现理想的天地，而是贬爵改封，来回周折。臣子的忠心在笔下，臣子的怨忿自然也在笔下，如今为人臣者远远望来，陛下能报以的，也不过后人之语，压制宗室是必行之策。
见君王抬首，周围人还以为他听完天幕恼羞成怒，害弟心切，正踌躇该不该阻止，天子便随意摆了摆手。
他若想杀，何须七步诗，他若深恶，岂止万里远。
可要说他当真毫无芥蒂，也未必如此，在曹植最开始参与立嗣之争时，他们便不再是亲密的手足了。
吴质饶有兴致地旁观，或许后世的解读说对了一部分，陛下观曹植，更多是当年共游岁月的象征。丹霞明月，华星云间，他怀念这些，却也不会为曾经的芙蓉池动容。
曹植的诗文不再如旧日意切情真，可陛下在阅读颂圣诗时，又何曾求真。
【网友问曹植是否有文学的巧言令色，而博主有时也会陷入思索：作为当时代知名的文学家，曹植在写作时当然清楚它会如何流传，能被人读出什么样的情感，而他的兄长，也是青史无二的文学评论家。
作为曾经亲密的兄弟，曾经隐约对峙的政敌，难道他对兄长的品鉴能力一无所知吗？
——知道帝王会读出什么，但天子或许不在意，或许放任，怨与愿都投石入海并无回响，所以不去改易。
曹氏兄弟间的一切都很难说清，就像曹丕对曹植的几次封地改迁，有说越迁越差是苛待，有说越贬越近是优容。若从作品看，今世也猜不出究竟是痴心一片还是政治诉求。
又或是文学家之间心照不宣的政治表演，聪明人之间不用明说的棠棣之分。臣弟将宏愿和忠心奉上，天子检验昔年政敌的悲苦再忘却弟弟的志向，爱恨和血脉同样牵扯不断。
文学之富丽含情，文学之诡艳言怨，在这对兄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但这些复杂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绪最终也随着时间而去了。黄初六年，文帝过雍丘，增户五百，欣笑和乐，仿佛回到最初，一年后，文帝去世。
只余《文帝诔》与《慰情赋》的“黄初八年正月，雨”留存。前者被疑繁复太过反而失真，后者多为谬误，但对书写者来说，大概也没那么重要了。
当年同游的“飘飖放志意，千秋长若斯”，为臣者没能放志意，为君者也并未万岁千秋。
无论和睦还是仇怨，公子的欢宴已被新客取代，陛下的轩台也终朽化，而洛水汤汤，也不过正月雨一帘。】
第116章 咱真不是那样人④
天幕来时如往日， 消散亦如往日。千秋之后对今人文字的揣摩远走，留给今时的是浩荡天地间兄弟二人。
血脉与书页系出蓬草般纷乱的旧事，曹丕阖眸，一时闻幕僚进言， 曹植自恃才学笼络人心， 一时见王侯奉文， 工巧端丽。他成人后似乎永远在执笔，对父亲言志，向兄长剖心，大概日后也会上疏子侄，再叙肝胆。
文学如何论迹论心， 曹丕想。
曹植为他作文帝诔时写得那样哀毁悲怆， 难道当真忠贞到随君而去？祭文尚实， 他不需要这样逾格律的追悼，活人为死人作赋，几分真心为逝者，几分袒露给生者，谁能说清。
自己死期将近，这没什么。人生有七尺之形， 死为一棺之土，不过抛掷山川，唯文章不朽。
可至今日， 曹丕亦对不朽的文章觉出几分无奈：在历史鉴照下，兄弟之情被八斗陈思的文人描摹得刻骨。后人困锁字里行间，从诗文中窥探出重重纠葛， 将本该被掩埋于黄土的再翻出品读，得出浓烈或失真的故事。
抹去文字修缮出的雾气， 归于现实，他们终究是曾经亲密如今隔阂的君臣。到不了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地步，他登基后收紧对宗室的管控，后来略有释怀，与之修好，无非如此。
至于那些不存年号中的雨水，也就任它作东流水了。
天子从沉思中脱出，最终收回了欲发出的贬谪之令，对阶下的王侯招了招手。
“也罢，朕没有多少时间了。”
而他弟弟的怨念都年轻，十几岁的远志从未达成，求无所得，精神便定格于生出志向的年纪。
黄鸟飞去又回，渡不过洛水，试图拉皇座上的人一同遁入黄金年岁以盼高飞，可天子奉玉卮行觞与公子归来宴平乐也已隔了许多年。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外人自没有魏文那般复杂的心曲，只咂咂嘴：“文人就是复杂哈。”
唐时的文人已在怒火中浸了多日，白居易引古论今，从天理到人情，政治到道德，昼夜伏案文不加点，成雄文几篇，诗作多首。甫一传出，天幕也趁势而来。
【如果说古代王朝有哪个算得上顶流，那一定是唐。帝制尚且年轻，文学光焰万丈，盛世艳丽后迅速褪色，人们却对它褪色后的荒芜了解不多，只记得九天阊阖的威仪。
在这样盛大的时代里，中唐似乎没那么起眼。千古之君死去了，重新为政治定义性别的女帝留下了无字之碑，人鬼二象性的复杂皇帝喜大普奔辞别人世。谈起诗歌，大众仍有话说，论上政治，这群人都是谁啊。
但在这群人中，有一位的知名度还是很高的。至于为什么高，那先别问。
让UP主来评价，博主只能将需要解释的谣言都摆在这里，然后感叹一声，元稹的命很苦。】
元稹：……
什么功业文章，身后清名，到这里通通无用。他想起后世提到的那串谣言就头大如斗，如果只有风月，尚能解释一二，官场却牵扯众多。
是劾奏不法官吏时得罪之人所为？他在东川为民申冤确实得罪了不少人，还曾与宦官不睦，权贵豪强也告了不少，朝中党争正盛，举步维艰，说不准还有他没察觉的利益关系……
他自嘲四处树敌，百姓却敬他。
【先从《莺莺传》说起吧。又称《会真记》，是元稹写出的传奇故事，金人董解元将人物重构为《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又以此为据，创作出《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与我们所知《西厢记》中动人的反封建礼教爱情故事不同，《莺莺传》更偏现实向。
贫寒书生张生对没落贵女莺莺一见倾心，请婢女红娘传情诗求爱，被莺莺端服严容拒绝。张生再三追求，挑动了对方情思，两心相许，后来赴京科考，情诗、情信、定情玉环一样不落，张生还将莺莺的来信给许多人传阅，事后却变心绝情，将对方比为红颜祸水，各自成婚后以亲属身份厚颜求见，被莺莺拒绝。
如果说《西厢记》留给后世的是“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自由意志，那《莺莺传》为人铭记的，该是张生赶考二人分别时莺莺所说的“始乱之，终弃之。”
原文中的莺莺被社会桎梏，纵被抛弃，也说“愚不敢恨”，现代看得清，张生和人离得很远。爱慕对方好颜色时什么礼教都顾不上，不爱就觉得莺莺是危害他人的妖孽尤物，为蛟为螭不可名状克苏鲁。
渣男始乱终弃已经很令人痛恨，还要把责任都归咎到女方身上，历史上的亡国之祸也推给红颜祸水，张生简直非人哉，禽兽不如啊。
后世看完《莺莺传》，痛骂几句张生，又寻思，虽然元稹在文中是以旁观者的形象在记录，看似无关，但文人写东西自我代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再联想他往日风评，这篇传奇又是不是元稹回顾生平自叙，只是托名他人呢？】
宋人赵令畤颔首：“正是如此。所谓传奇，不过是将自身故事假他人名姓写出罢了，书中张生与元稹同岁，行踪也对应，再合他姨母郑氏墓志有异，无处可寻，或许莺莺故事正来源于此。”
苏轼曾推测张生原型为元稹友人张籍，今日天幕论及此事，督军之余也给出自己的猜想：“不妥，应与元微之无关。”
他盘算片刻，对赵令畤道：“你推算有误，张生与元微之非同岁，相去一二载。彼时元稹身在汾州，张生游于蒲地，我虽有元轻白俗之说，轻佻却也通明丽，浅俗稚儿能懂，并不认为元稹是始乱终弃之人。”
毁誉能重塑一个人在历史中的形象，初听天幕对元微之流言的详细解说，又听后世否定，扶苏不禁瞠目，对那句“元稹的命很苦”隐有认可。
再回想三国时期曹丕曹植要么屡屡毒杀兄弟，要么暗中觊觎兄嫂的事迹，后人对自己过分软弱崇尚儒家的误解都显得没什么了。还是靠其他人衬托啊，扶苏心道。
不过，受胡亥迫害与父关系不佳的悲情长公子和风言满身的文臣再如何，应当都没有“迷人老祖”四字来得震撼人心……长公子默默，始皇帝察觉到扶苏的目光，唤他近前，笑着拍了拍他。
【张生是元稹自寓的说法由来已久，大部分学者认为元稹与张生年龄相近，结婚时间相同，文中隐有认可和开脱，是借“我有一个朋友”来说心里话，为自己曾始乱终弃的行为辩解。
后来人考证说不对，元稹张生相近的那些大多来自《微之年谱》，关于元稹年岁、个人经历的记载存在错误，根上就不成立。其实纵然年岁相同，也很难证实身份，同龄人交往是常事。
学者又辩，唐代小说的自觉并不那么彻底，文人只是有想象创作的意识，写故事依然是“实录”形式，来源于真实。但人传奇里也写了，张生是认识的人，取材于现实，没超出“实录”范围呀。
而唐代小说创作是否真的完全来自现世也很值得商榷，大家应该没忘记我们在讲唐传奇女性文学形象时提到的书生妻子化为猩猩回归山野——说它源自生活很难让人相信。
唐朝市民活动丰富，魏晋后俗讲、变文、志怪也多。元稹曾写《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里面有一句“光阴听话移”，注解说白居易有次和他出去玩，于新昌宅听俗讲，“自寅至巳未毕词也”。俩人光坐那儿听故事就听了八个小时，不知该敬佩谁。
“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避就耳”一说的重心在“避”字，有避的行为，自然不愿让他人看出，更不会有后人争论的这些细枝末节存在；若为自我代入，那也不会出现“忍情之说”和“使知者不为”的对立。张生自寓说的许多根据，都呈现出这种矛盾。】
白居易对元稹摇头：“提起《莺莺传》，我又想起被选入后世课本中那篇《氓》。”
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文人写作，借此伤怀代入之人众多，可写作意图无法遮掩。
青春男女在读完《氓》后，会对男子承诺有所怀疑，不论古今之人阅《莺莺传》，应当都对莺莺之事有所怜惜思考，而非共情张生。
在他看来，元稹对张生与莺莺之恋的态度，但凡真读过文本，就不会有所怀疑。
出身贫寒的书生不顾礼节追求对方，后又无情抛弃，丑态非薄幸二字可形容。以祸水论为自己开脱，后求见莺莺，时人却称其善补过，本就是讽喻之言。
【张生认为自己在“忍情”，因为自身德行不够战胜妖孽，只能克制。元稹对此的评价是“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告诫他人别做这种事。
后半句的“为之者不惑”被认为是做了就不要感到困惑，大伙看了说这小子有问题，难道不是为张生说话吗？道德在哪里，三观在哪里，就算有时代局限性也不对吧。
但此处的“惑”，应该作“使别人感到迷惑”解。
单一的创作无法评价人物性格，纵观元稹生平诗作，他在《行宫》中写白头宫女，《织妇词》言织女不敢婚嫁，《会真诗三十韵》也是美好期冀更多，对妇女的同情贯彻始终，和他人谈及莺莺张生，与之交好的李绅叹莺莺之情，落点终在怜惜，而非赞同薄幸。
在人物塑造上，莺莺也是虽然没那么清醒，但脱离传统形象的——恋情的重心从来不在张生，而在莺莺的态度。她严词拒绝，张生只有辗转反侧的份，她决心回应，才有后来的一切。后来再嫁，回绝见面请求的，到底还是她。
“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不仅是莺莺的劝告，也是她对后来张生妻子的善意。
虽然最终还是没有脱离传统故事的套路，但《西厢记》中那个勇敢的、鲜明的崔莺莺底色，其实在《莺莺传》中，就已初见其心了。】
第117章 咱真不是那样人⑤
【元稹的张生自比说之所以为人深信， 除了错误的求证，也有个人形象和其他绯闻强绑定的缘故。薛涛，这个前面解释过，《云溪友议》远隔多年捏造的艳闻， 今天结合真实历史情况往细里深究一下。
先是《云溪友议》其书， 志怪故事和文人八卦齐聚， 后来被评价“失于考证”、“诲谑古圣”，属于文人激情创作产物，大多是草野传闻，不能尽信。
再看其中对元薛相关的记载：元稹听说西蜀有才女薛涛，心中向往， 任监察御史时请求出使剑门， 但职责范围也接触不到。等到他担任拾遗， 府公严绶为之牵线，常遣薛涛前往，二人相识，分别，赠情诗。
从元稹个人在官场的经历看，元和元年， 元稹任左拾遗，上了一堆奏本支持监察御史裴度，为宰相所不满， 同年就被贬走，因母丧回乡丁忧。
元和四年回到工作岗位，当了监察御史， 三月前往剑南东川查贪腐，得罪一堆人， 被排挤到东都洛阳的御史台。等到七月，元稹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上了新奏书，和“及为监察，求使剑门……及就除拾遗”的记载完全矛盾。
而传闻中严绶在元和四年帮元稹结识薛涛，也与史实不符。严格来讲，直到元和六年严绶出任江陵节度使，才与当时是江陵士曹参军的元稹有所往来。
流言的另一位主角薛涛身在西川，地理位置远得很，元稹一没高铁坐，二没水浒戴宗日行几百里的本事，当然没有和她见面的可能。时任节度使为武元衡，荆南的严绶手伸不了那么长。
元稹当时作出的诗也能稍微展示他入川后有多忙，“文案床席满，卷舒赃罪名。惨凄且烦倦，弃之阶下行。”满床都是案卷记录，工作尽头是烦得到处乱转，没有丁点约会的空闲。】
朱棣抚掌，光看元稹在元和几年间的官职变动，上疏，被贬，查贪腐，被排挤，再上疏，可称不易，却被街巷口舌所毁。